文/夏剑钦

今年是恩师邓潭洲先生诞辰百周年，谨藉此传纪念这位为研究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忍辱负重、笔耕不辍、艰苦卓绝的非凡学者和编辑楷模。

邓先生是湖南省浏阳市沙市镇河背村人，1925年2月13日（农历）出生于一个乡村经史馆教师之家。据族谱所载，浏阳沙市邓氏系汉高密使邓禹之嫡派远孙，曾祖、祖父均为清末邑庠生，蹇于仕路，授徒终身。先生曾随祖父学经史，十二岁小学毕业后，因学费不继，时祖父已殁，父邓百丈任教异地（曾于1937年任湖南省立高级农业学校国文教员），乃辍课自习经史，无师则以《辞源》为师。《辞源》集经史疑难之大成，通《辞源》则经史皆通，遂以三载精力，专攻《辞源》和《说文通训定声》等书，所作札记达数十万言。自是学业大时，省市县报章常载邓潭洲之论说杂文。

1941年，先生考入湖南国学社，专攻经史，1943年夏毕业离校。时日寇犯境，乃随母避难于县南高坪镇马鞍村，受乡绅所邀，设馆授古文，此为先生入教坛之始。1945年春夏间，又随父母避难于浏阳南乡观阁村，应邀设馆授《诗经》《楚辞》。因父百丈先生是浏阳县建设科长，德高望重，学富五车，来南乡后常公务繁忙，便常由潭洲先生代父授课。家父炳臣先生虽只比潭洲先生小一岁，但邀盟兄弟求学其门下，受益匪浅，至今还忆起老师尽管避难他乡，却心态乐观，经常吟诗朗诵。如有一首诗为：“三秋双鲤到天涯，起坐沉吟忽忆家。久别不堪成独梦，夜阑消息问灯花。”日军败退投降后，邓老先生回县任职，父子先后离开南乡，先生的长子邓南村即生于杨花何家祠堂。1946年春，先生经人举荐，受聘常德信国中学教国文。此后，在浏阳县立一中、桃源县桃源中学相继任教。

1949年全国解放，先生考入湖南革命大学中教部学习，毕业后被派往南县等地参加土改工作，旋调入慈利县一中任教。教学之余，继续深入经史研究，撰写有关文、史、哲研究的论文数十篇，发表于国内许多期刊报章上。所撰《读屈原赋今译》刊于《光明日报》，对郭沫若的《离骚》译文，凡训诂、段落、句读，持异议者数处，郭翁阅报，致书邓潭洲，称其文“具有见地”。其间，先生的《论白居易讽喻诗》获湖南省首届文艺理论奖，遂加入省作协和省文联，分别任理事和古典文学小组组长。

1955年底，先生调入常德师范任文史教员。其间，所著通俗读物《杨幺起义故事》和《中国古典文学论稿》相继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专著《韩愈研究》《柳宗元研究》相继定稿。

1957年春，先生调入湖南省社会科学研究院前身——湖南历史考古研究所任副研究员，其间撰写、编辑了大量文史资料。1960年春，他与省内许多高校教授一起，被遣往郴州莽山林场搞劳动锻炼，开荒种地。邓先生虽饥肠辘辘仍坚持看书研究。历近两年苦熬方回单位，即在中央期刊《历史研究》上发表《十九世纪末湖南维新运动》一文。其间，他于1957年前已修订的《韩愈研究》，已在上海中华书局审读数年，决定付梓，却遭遇退稿。

1963年春，邓先生被下放浏阳一中教书，因工作诚恳，教学得法，深受师生欢迎。60年后的今天，我们还对先生开讲古文《游褒禅山记》那堂课记忆犹新。数年间，他在教书之余撰著了《唐才常评传》《蔡锷评传》《黄兴评传》等几部专著。后来，受到错误批判并被开除公职，且在抄家中将《韩愈研究》《柳宗元研究》《唐才常评传》《蔡锷评传》《黄兴评传》等书稿悉数抄走；后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有关方面多次派人去查找这几部书稿，均无果。

革职返乡务农，所得难以养活自己，妻子与尚未参加工作的六个子女在长沙无生活来源，大一点的孩子打零工，小一点的帮人推板车，日子过得十分艰难。一年后，邓老师因病来长沙治疗，稍愈即拖板车、搞临时运输以苦度时日，但仍坚持学术研究。夜阑物寂，孤灯如豆，研读不息，幸得省图书馆罗桃珍馆员帮助，借得大量书籍资料，撰写了《谭嗣同传论》和《王船山传论》等专著。

1978年落实政策，邓老师回到浏阳一中任教，嗣选为县政协首届常委，所著《谭嗣同传论》于1981年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82年调湖南人民出版社任编辑，编辑出版了二十多部文、史、哲和佛学、经济学、美学方面的专著。其个人专著《王船山传论》于1982年9月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浏阳推崇和弘扬船山学，自晚清刘人熙、欧阳中鹄、谭嗣同起，至此始有开创系统研究之功的《王船山传论》。嗣后，先生被选为省政协委员。

1984年春，先生调回湖南省社会科学研究院哲学研究所，任哲学史研究室主任，晋升研究员，当选为船山学社秘书长、副社长，任《船山学报》副主编、《求索》杂志副主编，受命主持筹办全国第二届王船山学术讨论会，当选省社科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不久选为省七届人大代表，常委候选人。当时，有关部门表示要赔偿他在文革中抄家时抄去的《韩愈研究》《柳宗元研究》等五部书稿的损失，他婉言谢绝了，说目前国家经济尚且困难，个人的困难和损失算不了什么。

1989年，先生与其他八位高校教授学者被省政府聘为参事室参事。此为省府首届聘任学者参事。

1990年春，先生重撰《韩愈研究》。因原稿文革被查抄，资料荡然无存，重撰之难，不啻初稿。他力争短期付梓，昼夜疾书，数月足不出户。1991年春，待书成，恰院内职工体检，查出患肺癌晚期，旋入湘雅附二医院住院治疗，仅两月余，即与世长辞，享年六十七岁。

先生是从旧社会走过来的文化人，但没有文人相轻的旧习，是一位在文、史、哲诸方面颇具造诣的学者。他能虚心向别人学习自己不懂的东西，更能热心为别人指点自己熟悉的东西。他不仅帮助别人诚恳，不贬低别人抬高自己，且最无私，从不恃才傲物、盛气凌人。他教书是一位优秀教师，既教书又育人，循循善诱，不熟的东西习而后教，学生深受其益，许多学生称他为恩师。他编书是一位出色的编辑，字斟句酌，严密考证，认真润色，不清楚的东西学而后编，与作者共同琢磨，许多作者成了他的挚友。他治学是一位严谨的学者，对工作有着高度的责任感，研究方向不离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确定课题有益于学术繁荣，提出观点有助于启发读者。

先生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热爱科学，襟怀坦荡，执着追求。尽管过去遭受挫折，蒙受委屈和摧残，遭到严重困难，但旷达乐观，坚持上进，其热爱祖国和相信党的赤子之心始终不渝，热爱和坚持学术研究的恒心始终不渝。他不是共产党员，但能用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自觉地将自己的命运同党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将自己的具体工作同党的伟大事业联系在一起，无论是任教员、当编辑、做学问，总是那么满腔热情，那么干劲十足，那样任劳任怨，那样不计较自己的名利和得失。

先生一生是清苦的，但又是充实的。他为民族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先后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论稿》《谭嗣同传论》《王船山传论》《韩愈研究》等专著，还有百多篇学术论文，二十多部经他编辑出版的学术著作，均获得学界同行的好评，其中《谭嗣同传论》《王船山传论》和《韩愈研究》已经在国内和英国、美国、日本、俄罗斯各地产生了一定影响。

先生在任省政协委员、省人大代表及省政府参事期间，曾在会议上向有关领导提出过一些切实意见，认为国家要飞速发展，文化科研和教育要优先大力发展，只有文化科研走在先，赶上和突破国际水平，教育培养出更多专业实用人材，社会主义经济才能更快发展；国家要对文化科研、教育加大投入，文化科研、教育要适时加强内部改革，出版事业也要大力改革，要加强古籍、社科理论著作的出版发行等等。他在担任省政府参事后，在会上曾向有关方面建议，农村改革要解放生产力，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经过培训后，可向城镇二、三线企业和服务行业转移；农村要推广集约化生产和多种经营，摈弃过去长期的小地块无序的传统耕作方法，农村富裕了，农产品丰富了，国家根基才稳。

他还建议有关部门要大力搞好水利建设和农田基本建设，特别是修好损毁或有隐患的水库塘坝等设施，防止水、旱灾害；稳农的策略，首要是减轻农民负担，防止地方行政收费、乱摊派。有关领导肯定了他的建议，并即时拍板同意邓潭洲参事由省府两个处长陪同，1991年春季赴宁乡、浏阳等地考察农村水利农田建设和农民减负的工作。但可惜的是，先生不久即因肺癌医治无效与世长辞，未能成行考察，实为最后的遗憾。

先生逝世一年后，他为浏阳谭嗣同纪念馆撰写的《为改革而献身的谭嗣同》一书由岳麓书社出版发行，深受各界人士喜爱，成了该馆宣传谭嗣同的最好通俗读本。

作者：夏剑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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