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财富，从不在异国他乡的谎言里，而在法治社会的阳光下。

走进监狱谈话室时，李涛一瘸一拐的，头上几条淡红的疤痕很显眼，有一条甚至延伸到了右眼角。这些都是在菲律宾电诈园区留下的印记。

他苦笑，天天被打，天天想跑，好不容易逮着机会从五楼跳下去，结果昏迷了十几个小时，醒来就在“小黑屋”里，被打得只剩下半条命。

一幢围满电网的五层小楼，门口是荷枪实弹的雇佣军，今天刚见过的“同事”，明天就因为违规被扔进了大海——这曾是李涛的“工作场所”，也是很多中国年轻人坠入深渊的地方。

与李涛相似，今年27岁的徐飞曾被困在缅北“养号”。他日复一日地发布虚假的美女视频，营造精英人设，诱导男性客户投资，钱款到账后就切断联系，完成一次“猎杀”。

今天“杀客户”，明天自己可能就“被杀”。他们身后，是一条触目惊心的产业链——电诈园区以“科技园”“游戏产业”“投资公司”等为幌子，实则实施武装管控、暴力统治，骗取高额钱财，更衍生出人口贩卖、杀人抛尸等极端犯罪。

打击电信诈骗，要用雷霆手段。“临近边境的缅北电诈园区已经全部清除。”3月7日，外交部长王毅在两会记者会上表示，“我们的任务就是，斩断伸向人民群众的黑手，切除网络电诈这颗毒瘤”。公安部也在新闻发布会上通报，自2023年7月部署开展打击缅北涉我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专项工作以来，截至2024年底，已累计抓获中国籍涉诈犯罪嫌疑人5.3万余名，彻底摧毁臭名昭著的缅北果敢“四大家族”犯罪集团。

在这个过程中，李涛、徐飞等人相继被解救回国，并因涉嫌诈骗罪、偷越国（边）境罪获刑1年半至4年半不等。

近日，记者走进上海市周浦监狱，对话这些正在服刑的年轻人。他们用亲身经历拆解缅北、菲律宾、迪拜等多地的电诈真相，感慨“回国后才睡上了踏实觉”。

以下是记者与数位服刑人员的对话：

犯罪链条：从高薪诱骗到暴力控制

记者：你的成长环境是怎样的，为什么会去做电诈？

徐飞：我从小都没离开过重庆，13岁就辍学在市区打工了，24岁娶了老婆，生了儿子。有个老乡看我生活困难，喊我一起去迪拜赚钱。2023年我跟他还有两个朋友一起出发，先到了云南，他说去迪拜要先去缅甸中转，我相信他，就跟着走了。

我们从昆明出发，在山里换了好多次车，有一群人拿刀拿枪接我们，带我们钻进了一个长长的地道。不知道在里面走了多久，出来看到界碑我才知道已经到缅甸了。出来后又走了七八个小时，上上下下，来来回回地走，那里山高林密，跑都跑不了，越走越绝望。天黑后有人骑摩托过来，把我们接到江边去坐船，然后就被送进了电诈园区。

王天奇：我是福建人，是爷爷奶奶带大的，小时候成绩蛮好的，高中之后不爱学习了，就去深圳打工。有朋友说，可以一起去中东做博彩，就像卖保险一样，推销出去就有提成，来钱很快，而且这在国外是合法的。可到了迪拜我才知道，他们是从东南亚搬过去的电诈公司。

陈亭：2021年初，我在网游上看到一个招工广告，说在云南，工资1万块。我有些心动，就联系了对方。到了昆明后，他们开车把我们拉到保山，再去芒市，最后到了缅甸。这时才说是做电信诈骗的，还说每个月赚个五六万不成问题。我知道这是违法的，但周围全是拿着AK（步枪）的人，根本就不敢跑。

李涛：我是被绑架去的。我老家在东北，小学二年级就辍学了。后来我一直都在干厨师，在菲律宾开了个东北菜馆，三年多赚了400多万。2022年1月，我骑车去送外卖，被一辆面包车截停，三个拿枪的菲律宾人把我绑了，要200万元赎金。我家给了钱，但他们不放我，反手就把我卖到了电诈园区。我后来听说他们买人明码标价，男的180万，女的230万。

记者：你所在的园区是什么样的，中国人多吗？

徐飞：我们那里是一个别墅区，有很多联排别墅，全是做电诈的。我们那一栋有8层，差不多有300人，都是中国人。整个院落被电网圈起来，只有一个门，门口有好几个雇佣兵拿枪把守着。

王天奇：我是在迪拜的一栋写字楼里，楼里应该有上百人。我们那间办公室是12个人，有广东的、湖南的、东北的。

沈冰：我在缅北的园区比监狱的围墙还高，还有瞭望塔，里面有穿迷彩服的人24小时端着枪站岗。一共有上千人左右，有的是被骗来的，也有的是自愿来的。那里吃饭有食堂，睡觉是16人的集体宿舍，上下铺。如果有人吵架、打架或者不够听话，就会被看守用电棍打、鞭子抽，还要被关“小黑屋”。这些我都经历过，非常可怕。

李涛：我被卖去的第一个公司在写字楼里，20多层，我去过的几层都像网吧一样，放了三四百台电脑，每个人都在疯狂敲键盘。走廊上有个大铜锣，开单50万元以上就会敲锣，天天都能听到锣响。第二个园区是很多五六层的小矮楼，每天从凌晨2点干到晚上8点，只能睡5个多小时。

诈骗手段：打造高端人设，实施心理操控

记者：你所在的团队是怎么分工的？

徐飞：刚到第一天，他们给我们发了电脑和手机，还有一些金融方面的书籍，教我们怎么用Facebook、Tiktok、Instagram这些软件。第三天，我就开始在网上扮演“富二代”美女华侨，目标客户是美国和日本的男性。

王天奇：分工很细，前台组负责养号、包装人设，话务组会用话术诱导投资，技术组维护APP，还有后端洗钱的人。虽然说会按业绩提成，但对我们这些新人来说，有三个月“考察期”，没业绩还要赔机票钱。

沈冰：我是“养号”的，用的是抖音、快手账号，装成美女来积累粉丝。这些账号和照片、视频都是公司花钱从国内买来的，我们需要不停地发视频，不断地找人聊天，寻找目标客户，如果进展太慢就会被电击或者毒打。

李涛：我的工作是“引流”，公司里有200多人做这道工序。技术组的人先用软件远程控制别人的微信，把通讯录里的好友拉群，我再给群里发红包和话术，让这些人下载我们的APP，在上面做任务赚钱。我一天能发100多个群，也就是触及5万多人，一般最后会有十几个人下载。

记者：你们会进行培训吗，怎么骗到钱？

徐飞：我们每个人要负责几十个Tiktok账号，主要面向日本和美国客户。每天早中晚各发一条动态，日本的人设就是在银座吃中饭，去富士山看樱花，刚从浅草寺回来这种，美国的人设就是在纽约的投行之类的。

找到目标客户后，我们会套出他的资产数额，了解他的投资偏好，是股票、虚拟货币还是黄金等等，并投其所好，无意间透露自己投资赚了钱。等客户感兴趣了，就让他在我们的APP上投资，前期会给一定的收益，他就会越投越多，到了上限后，我们就会把钱套现，再把他“杀掉”。

聊天的过程要严格按照公司的“成功案例”来，不能随便乱聊。比如说，今天跟客户聊吃饭，就只能说吃饭，不会聊其他话题，哪怕客户主动来问投资的问题，我也不会回答。第二天聊旅游，那也只有这一个话题。第三天我开始说投资，你想聊吃饭、旅游，我还是只说投资，自然而然就把客户引进了我的世界，一步一步就套了进来。

记者：什么样的人容易被骗？

徐飞：我们和“杀猪盘”比较像，目标客户是离异或单身的中年男性，有一定的存款，禁不住恭维和吹捧。

李涛：那个APP看似完成任务就能赚钱，一开始三五百很好提，但门槛会越来越高。到了后面，如果不充值就无法继续做任务，也不能提现。有人为了不劳而获充了值，最后连本钱都丢了，这里面想赚钱的三四十岁女性受骗的比较多。

王天奇：不同的诈骗手段瞄准的人群不一样。不同国家，不同盘口，各有各的讲究，但总归都是利用人性的弱点，要么是恐惧要么是贪婪。比如我想骗犯人家属，那就去找这些人的电话，挨个打过去，说你的家人在监狱里生病了，打一万块钱过来，就算有10%的人相信也能赚到钱。

在国内搞诈骗，目标一般是年纪大，存款多的人。打电话说自己是警察或银行的工作人员，他们或者他们的家人涉案了，需要给指定账户里冻结一笔钱，24小时后会退回。很多人会被唬住，老老实实就打钱了。现在国家打击电诈这么厉害，为什么还是这么多人上当？因为诈骗是来钱最快的，而且所有人都躲不掉。你现在没被骗，只是还没遇到最适合你的骗术。

层层盘剥：组长月入7万，底层天天挨打

记者：你在园区里赚钱多还是挨打多？

徐飞：我肯定是挨打多。他们有人一单能赚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美金，组长每个月提成六七万。我很羡慕，因为我干了8个月都没有开过单，是效益最差的了，所以经常挨打。他们会把我绑在篮球架下面，用电棍电我，昏过去了就拿冷水泼醒继续电。但现在回过头看，这些“绩效”都成了量刑依据，也不知道是不是幸运。

沈冰：我是前期“养号”的，这个号养起来之后就会给更高阶的人去聊天，所以后面赚的钱与我无关。我只有固定工资6000块，但我在那里半年从来没有拿到过。因为把号“养死”了要扣钱，养得慢也要扣钱，我的工资不够扣了就要挨打，那个电棍电一下，人全身都麻了。

记者：这些赃款是怎么实现跨境流转的？

王天奇：每个团队里都有人负责洗钱，他们会通过虚拟货币或者地下钱庄把钱洗白。

李涛：国外的钱是可以直接用的，国内的钱需要转给第三方再倒出来，这中间还要收手续费，具体操作都是财务弄，这些财务很专业。

记者：在园区里想过逃跑吗，有人成功逃脱吗？

李涛：天天都在想。我后来在网上和家里取得了联系，但报案后当地警方根本不管。我为什么敢从五楼跳下去，就是因为之前有个人从四楼跳下去跑掉了，那是我们知道的唯一一个。

徐飞：想跑，但是不可能。我过去四五个月的时候，有个人逃跑后被抓回来，被吊在树上打了一天，用大铁棍打得鼻青脸肿的，已经没有人样了。后来因为缅甸打仗，我被转卖过两次，可是都没有逃跑的机会。

沈冰：我到那里一年多之后，2022年8月，因为受不了虐待，和两个朋友一起偷跑了出去，借了电话打给家里，让家人报警。结果很快又被抓回去了，一顿毒打之后，我们被卖给了另一家公司，在那里也因为没有业绩而经常挨打。直到2023年11月，当地政府的人冲进来，把我们押送到了移民局，当天就被送回了中国。

提高警惕：跟钱有关的所有事，都要万分注意

记者：你现在怎么看电信诈骗？

徐飞：我是咎由自取，虽说之前也是被骗了，但都是自己为了多挣钱害的。我儿子现在两岁半，我进了监狱，给他们母子带来的伤害太大了，也让我父母在老家抬不起头。在缅甸8个月我过得战战兢兢，在云南的看守所里才睡了一个安稳觉。现在说后悔有些马后炮了，但是我真的希望以后能重新开始。

王天奇：其实我一直都自诩聪明，但也被“快速致富”的幻想冲昏了头脑，将诈骗视为“低风险高回报”的捷径。在知道真相后，还对其危害不以为然，甚至认为只要自己跑得快，不被抓到就没事，这种侥幸心理最终让我自食其果。

陈亭：我一直都觉得自己是受害人，但当组长把我的“业绩”与其他人做对比时，还有挨打之后，我都很希望自己能开大单。甚至用美颜相机伪造人设，主动研究心理学书籍，只为业绩更好。组长说，只要不被抓到，钱都是干净的，可被捕后我才知道，我参与的骗局导致全国数百人受害，还有孩子的救命钱被骗，这让我很自责。

李涛：跳楼之后我总做噩梦，当时公司有一个人叫六合，偷拍主管和公司内部的照片被发现了，在所有人面前被打到手脚骨折。隔天人就不见了，说是被打死丢进海里了，吓得我再也没敢逃跑。所幸不久之后公司就被菲律宾警方查封，我也在2023年12月被中国大使馆解救回了上海。我很感谢祖国把我从深渊带回家，现在我的刑期还有3年多，我会珍惜这安稳的日子，化刑期为学期，当铁窗为寒窗，争取早日回归社会。

记者：从你的角度看，如何有效提高防电信诈骗的意识？

徐飞：说一个有意思的事情。我们有时候会遇到同行，有人上来就问你是做什么的？家庭环境怎么样？兴趣爱好是什么？一看就是同行来套取信息，我就直接发中文“同行”，他也用中文回复我。所以，如果在网上有人突然跟你搭讪，还问东问西，直接无视就好了。

沈冰：现在用AI换脸技术模拟亲友的声音形象是很逼真的，如果涉及紧急的转账请求，要通过视频通话，或者找其他人，多角度验证身份。

李涛：刷单返利、内幕消息这些套路都是基于“低风险高回报”的心理。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要轻易相信陌生人的话。跟钱有关的所有事，都要提高警惕，天上不会掉馅饼，只会掉陷阱。

（徐飞、李涛、王天奇、陈亭、沈冰均为化名）

责编：周秋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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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