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道转兵 兵转道通

韩航

91年前，1934年12月，在湘西南边陲——通道，走来一支衣衫褴褛的部队，这便是刚刚经历过湘江血战的中央红军。

1930年至1934年，国民党反动派先后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五次“围剿”。前四次都在毛泽东同志正确战略方针的指导下予以坚决粉碎，中央革命根据地得以和闽浙赣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全国红军也发展到了30余万人。

1933年9月，国民党倾百万之兵、举保甲之计，层层修筑堡垒圈套、步步向红军合围逼近，展开了严密封锁的第五次“围剿”。彼时，党内“左”倾教条主义占据了统治地位，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用所谓“正规”战争代替人民战争。经过一年苦战，中央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宣告失败，被迫开始实行战略性转移。

由于大搬家式的战略转移，红军携带着成捆成捆的图书文件、整挑整挑的苏区钞票，还有五千多名挑夫挑着机床、山炮等物资数千担随行，以日均不到40里的速度缓慢行军。11月27日，先后“挨”过敌人三道防线的红军，抵达湘江边时，已被30多万敌军压迫在宽30公里、长80公里的锥形地带内，生死存亡系于一线。

为打破敌军第四道封锁线，中央红军先后发出“星夜兼程过河”与“向着火线上去”的紧急电报。战士们扛着沉重的器械、蹚着冰冷的江水、顶着极度的疲惫、冒着盘旋的敌机，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斗。金一南在《苦难辉煌》中讲到当时战斗的惨烈：“好多次我们的司令部投入了混战的漩涡，不但在我们的前方是敌人，在我们的左右后方也发现了敌人……子弹、炮弹、炸弹在前后左右纵横乱落，杀声震彻着山谷和原野，炮弹、炸弹的尘土时常落在你我的身上，我们屡次从尘土中浓烟里滚了出来……”这样的苦战持续了5天5夜，当红军顺利过江后，部队已经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

进入通道县的红军，笼罩着“三军今日奔何处”的巨大阴影。12月12日，久在决策圈外、首次“破例”受邀的毛泽东，在会上提出“西进”贵州的主张后，很快就得到多数人的支持，中革军委发出“万万火急”电令，最终在党史上留下了短促而有力的四个字——“通道转兵”。

“通道转兵”的历史意义绝不仅是在军事上对路线方针进行调整，更是在于政治路线方针的重大调整。此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路线逐步得到纠正，党从实际出发，独立自主解决了“出路”问题，在危难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而这样重要的会议为何能如此迅速达成共识？刘伯承元帅在《回顾长征》中这样写道：广大干部眼看红军几乎濒于绝境，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在湘江战役后，达到了顶点。究其根本，正是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所揭露的：“如果要去探究构成历史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那么问题涉及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民族，并且在每一民族中间又是使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

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考察时指出：“湖南是一方红色热土，走出了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彭德怀、贺龙、罗荣桓等老一辈革命家，发生了秋收起义、湘南暴动、通道转兵等重大历史事件，大批共产党人在这片热土谱写了感天动地的英雄壮歌。”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重温通道转兵这一历史事件，我又一次在思想上、精神上穿越历史“通道”，对“寸土千滴红军血，一步一尊英雄躯”的壮丽史诗有了更新感悟，对革命先烈为红色江山、红色政权作出的英勇牺牲有了更新体悟，对新时代新征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了新的领悟。

“通道转兵”之所以正确，正是在于对错误路线、错误方向的坚决纠偏，这为日后确立党的坚强领导核心和正确路线奠定了坚实基础。当前，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如何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号巨轮继续乘风破浪、扬帆远航？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定理想信念，深刻领会“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的内涵意蕴，不断在“两个结合”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必须做到对党忠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做到“两个维护”，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持续深化内化转化、掌握立场观点方法，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须增强政治能力，善于以小见大、见微知著，将政治历练融于日常、做在平常，不断提升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切实做到凡事多想政治隐患，遇事多想政治要求，办事多想政治规矩，处事多想政治影响。

“通道转兵”之所以实现，正是在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要运用其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中国的问题，而不是要背诵和重复其具体结论和词句，更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一成不变的教条。”这就要求我们善于向上求，牢记“从善如登、从恶如崩”的箴言，永葆向上攀登的激情，敢于追求真理、敢于揭示真理、敢于笃行真理、敢于维护真理。善于向下求，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谋划事业和工作，努力使各项对策、决策、政策都符合实际情况、符合客观规律、符合科学精神，不好高骛远、不脱离实际。善于向内求，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等各种不良风气，不断提升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善于向外求，拒绝闭关自守、盲目排外的封闭心态，虚心向书本学、向实践学、向专家学、向群众学，不断增强科学素养、深化规律性认识和提升专业能力。

“通道转兵”之所以关键，正是因为它是独立自主的一次光辉典范。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这就要求我们要有强烈的道路自信，深刻认识到当代中国的伟大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坚持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昂首挺胸走下去。要有强烈的理论自信，深刻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根植于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180多年斗争史、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史、新中国70多年发展史中的科学理论体系，不断在新时代发扬好“思想建党、理论强党”的历史优良传统，更好用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有强烈的制度自信，深刻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以制度建设为主线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切实筑牢根本制度、完善基本制度、创新重要制度，更好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以“中国之制”支撑“中国之治”。要有强烈的文化自信，深刻认识到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既要在历史传承中擦亮底色，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也要在文明交流中互鉴互促，以更加开放姿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先烈回眸应笑慰，擎旗自有后来人。”血色湘江流过91年的光阴又重回“漫江碧透”，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过，只有那支红色队伍的铿锵步伐还在历史通道中发出阵阵回响。

（作者单位：湖南省人大常委会研究室综合处；本文选自《湖南宣传》202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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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南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