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丁一达

说，还是不说，这是个问题。韩愈的《送孟东野序》称“物不平则鸣”，自然是要说的。说的结果就是“夕贬潮州路八千”，被皇帝赶到岭南管理鳄鱼。范仲淹说“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要做敢于发声的灵乌，屡屡上书批评宰相，也差点客死江西。说是代价颇高的担当。也正因此，与之相对的不说，才是中国历史上更主流的传统，钱钟书先生字默存，就是这一传统的生动写照。

除了涉及到处世的原则，说与不说的争论，更多发生在证道和修身层面。常常有一些庸俗的解读，将孔老庄禅里的隐默思想，解读为他们犬儒主义的同调，仿佛只要不说，就能达到“坐不教，立不议”“道可道，非常道”的境界，实在是有辱斯文。事实上，孔子“予欲无言”，老子“言无言”，庄子“不言则齐”，禅宗所谓“言语道断”，都是对于语言自身限度的一种反思，即单凭语言无法把握道体或实相。他们大概都会部分认同维特根斯坦的语言-世界观：语言的边界就是世界的边界，但世界的意义却在世界之外，也因此在语言之外。

换句话说，身心性命这些问题难以言传，只可修证。这其实不是什么神秘的事情，就像人骑自行车一样，单靠听别人怎么骑，你是学不会的。只有你自己上去骑上几次，摔上几次，练出身体习惯、肌肉记忆，你就自然会骑自行车了。中国的学问说到底，就是让人养就生命的习惯，让道融入到自己的生命中来。孟子说的“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就是这个意思。在这个意义上，孔子说“仁者其言也訒”很重要的一层含义，就是让人少言语，多修习，在自家身心上体会，而不是“如人数他宝，自无半钱分”。

受学于訒堂先生数载，我对这些经典愈有入处，便愈能懂得他和他的“訒”。初学《论语》，我遍引各家传注，本满心期待他的赞许，他却说这是别人的话，你说了不算。这对习惯以旁征博引为善学的我无疑是一个冲击。他却教我去看孔子对于好学的理解，是颜回的“不迁怒，不贰过”“敏于事而慎于言”。至于我所做的那些工夫，不过是“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罢了。我于是恍然有省，知道若不能在身心上加以体贴，引经据典只是簸弄精神。后来读到谢良佐见程明道，“以记问为学，自负该博，对明道举史书，不遗一字”，却被程明道批评是“贤却记得许多，可谓玩物丧志”，不禁哑然失笑：和明道的直言不讳相比，訒堂先生对我真可谓温柔了。訒堂之訒，首先便是他为学的原则：说得十分，不如行得一分；与其逞口舌之快，不如修笃行之慢。要在自家身心上做工夫，先要少言语，如此才得夫子“时习”之旨。

倘若訒堂先生只有“书不读秦汉以下”的高标准、严要求，难免让人敬而远之。可他偏偏又还有“意常在山水之间”的一面：登山、唱戏、吹箫、骑马、射箭……今人常说的“张力”，在他身上体现得可谓淋漓尽致。我们曾在石峰山上夜饮，兴之所至，他唱起《野猪林》里的念白，摇曳的灯火氤氲出林冲夜奔路上的风雪苍凉；亦曾在酒仙湖畔畅游，于一块浮木上谈笑“迷时师度，悟了自度”的话头。然而真正令人醉心的，却是“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的瞬间，我们知道彼此同在一联诗句、一个境界、一种状态之中，无需宣之于口，便能了然于胸。正是这些时刻让我明白，中国的学问不是学究式的皓首穷经，而是“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的生命状态，是“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的独得之乐。我始明白，訒堂之訒，亦是他人生的美学。

訒堂先生早年即从事媒体，在夜话节目中常常仗义执言、针砭时弊。待到我受学于先生，先生已离开电台，完全投入到讲学事业之中，当年的激越和棱角似已平淡下去。我那时以邵康节、陈白沙视先生，以为高明有余而博大不足，未免于自了之讥。直到一次我们在湘江边饮酒，聊到戊戌变法，聊到谭嗣同，情之所至我不禁痛哭流涕。在想来自己颇好笑的抽泣声中，我始知先生心底的“十年饮冰，难凉热血”。先生有着和谭梁那一代人相同的情怀与关切，讲习孔孟老庄禅易正是他实践这一关切的方式，“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那夜我始愿和先生聊起我所挚爱的稼轩词，端杯是“江左沉酣求名者，岂识浊醪妙理”，落杯是“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记当时，只有西窗月。我因而想，訒堂之訒，或许还是他热肠与冷眼之间的纠结，是在千人之诺诺间宁守“一士之谔谔”的狷介。

回想与先生相处的点滴，很多言语都记不真切了，唯有那种相处的状态始终让人回味起来。我想《庄子·德充符》中所说的“立不教，坐不议”，却能“虚而往，实而归”就是这种感觉吧。（作者系北京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

责编：刘瀚潞

一审：刘瀚潞

二审：周月桂

三审：杨又华

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