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跃龙

有这样一位乃文乃武、亦学亦仕的特殊人物，他既是革命队伍中的文化人，又是高级领导干部里的大学者。他办过报纸，搞过兵运，也钻故纸堆研究历史，协助范文澜先生编写《中国通史》，历任省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协副主席，主持过新省志的编修，一生著述不止。他就是湖南省文史研究馆的第二任馆长——谢华。

▲1955年，谢华陪同毛主席接见著名湘剧演员彭俐侬（左二为谢华）

衡阳谢家

衡阳的文化学者甘建华把谢华家族列为衡阳文化世家之一，这个家族既出了革命者谢晋、谢宣渠、谢华，也有冰川科学家谢自楚，还有歌唱家谢莉斯。据甘先生考证，这一支谢姓，系南宋民族英雄谢枋得之后，元代由耒阳徙衡阳政平乡五山塘，称为学堂谢氏。至明代人丁繁衍，分为六摊，其中一摊号永裕房，居衡阳县南乡京山利家皁（今衡南县谭子山镇杨湖村）。其第十八代世辉有孙五：应桂、应联、应龙、应俊、应赐。其中长房谢应桂就是谢华之父，派名瀛州，字谦齐，号海舫，育有二男三女。谢华胞兄谢伯逊，谱名庭益，曾任衡阳市首届人大代表、衡阳市生产教养院院长，1950年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谢华的五叔谢晋即应赐（1883－1956），字廓晋、霍晋，化名张导，号齐州外室主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先驱，中共早期秘密党员，第二届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武汉国民政府中央预决算委员会主席、中央购料委员会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经理处处长。“八一”南昌起义时，他利用职权给刘伯承部提供20万现大洋作经费，并与宋庆龄、毛泽东等22人联名发表《中央委员宣言》，宣布与国民党右派决裂。新中国成立后，被委任衡阳市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主席、中苏友好协会筹委会主任。1950年6月，特邀参加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的单独接见与宴请，会议合影时毛主席当众誉其为“湖南的一面旗帜”。他接受毛主席的建议参加民革，担任民革中央委员、民革湖南省首任主任委员。并履职湖南省人民政府委员、省监察委员会副主任、省政协第一届副主席，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叔父与侄子同届任省政协副主席，空前绝后，实属佳话。谢晋博学能诗，陈独秀揄扬其为“革命时代的人民诗人”。早年参加南社，成为衡阳11位南社社友之一。与醴陵傅熊湘（钝安）、岳阳李澄宇（洞庭）、平江姚大愿、姚大慈兄弟并称“湘五子”，人称“大拇指”。谢晋一子二女，长子宣渠（1907－1974），谱名庭芳，先后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二期、陆军大学乙级将官班、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大学特别班，参加过第一、二次东征和北伐战争。中共早期党员，得授国民党少将军衔，1946年专事中共地下情报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周总理荐其任中央情报总署、军委联络部专员，后任内务部参事。其第三子谢自楚，过继谢华为子嗣。1956年毕业于衡阳市一中，以全优成绩考入苏联敖得萨大学。曾任中国科学院兰州冰川冻土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曾二上北极，二上南极，三上珠峰，一上希夏邦马峰，五上青藏高原，在冰川科学领域取得突出成果，被誉为“冰川之子”，与妻冯清华研究员被《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称为“冰川夫妻”。谢华的三叔谢应龙，有曾孙女谢莉斯，生于重庆，80年代与王洁实合作的男女声二重唱，为年轻人所喜爱，是中国歌坛里程碑式的人物。

早年生涯

谢华，原名谢秉，谱名庭芹，号仲池，化名和笔名有病石、兹山，1895年出生。祖父中过举人，以行医为业。父亲20岁即考取秀才，当过廪生、贡生，宣统元年获得签分广东省县丞候补的机会，因无缺在粤教书一年病归，返家不久后去世。有胞兄谢伯逊和3个妹妹，家中只有稻田二亩四分，茅房一间，生活极为窘迫，是一户由小康坠于困顿的典型。但谢华具有祖父两代人会读书的基因，从3岁时送舅父家读私塾开始学习不辍，能写一手好文章，为后来办报纸打下了良好基础。

1911年，谢华因饥饿离家出走长沙，几次投学生军和报考陆军小学均被拒。1913年在老家石头滩小学谋得教职一年，1915年与同乡谭尚萼成婚，据谢华自叙岳家较富裕，谭氏粗识文字，但夫妇感情不睦，一个月后离家返回长沙。谭氏寄居乡下婆家，解放后取得联系后由谢华供养，但这对夫妻没能走到一起。多年后，谢华与年轻的知识女性杨绮云共结连理。

1917年春，谢华在李洞庭介绍下参知南社，在岳麓山一带制造和运送炸药，加入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后在林修梅、刘镇藩支持下，与廖志鸣在衡阳、郴州创办《护法报》《湖南时报》《民言报》等，声援孙中山革命。1922年6月，谢华随谭延闿部前往广东。在革命空气浓厚的广州，他阅读了《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浅说》和《社会进化简史》，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积极寻找党的组织。1925年8月，他考取了以廖仲恺为所长的“宣传员养成所”。在这里，亲聆了毛泽东授课。谢华仅小毛2岁，但事实上成为了毛泽东的学生。9月，谢华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开始了新的生活。次年2月，由李富春介绍转为共产党员。

从事兵运

谢华入党后，被派到国民革命军二军六师第十八团任政治主席，做思想教育和整饬军纪工作。

1930年夏，谢华回到上海，加入中央特科，在周恩来和陈赓的直接领导下，策划和参加过多地兵运和武装起义。

1932年，党中央派谢华以军事特派员的身份前往西安，在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又称西北军中做兵运工作。到西安后，谢华住在杨虎城的宪兵营，最早的公开身份是宪兵营长金闽生、副营长童陆生的客人，继而以文化教官的身份在杨虎城宪兵营开展地下工作。童陆生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共产党员，也是谢华在百色起义前一起在广西做兵运的战友。在童陆生的影响下，金闽生思想进步，对谢华的工作给予多方关照和掩护。经谢华介绍，金闽生加入了共产党。1932年冬，谢华与杨虎城部的地下党员、《西北文化日报》负责人宋绮云建立了联系，并通过金闽生认识了杨虎城的机要秘书、共产党人王菊人。至1933年秋，谢华在宪兵营先后发展30人加入共产党。谢华回忆：“杨虎城将军，当时的思想是进步的，对共产党的态度很好。杨夫人谢葆真是大革命失败后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当时听说），在工作上与我来往很多，但没有组织关系。杨虎城与我没有直接见过面，但他对我在宪兵营内发展党员搞革命活动是知道的，也是支持的，金闽生告诉我，杨将军让他好好保护我。”很快，谢华在宪兵营建立了党支部，谢华任书记，委员是金闽生、童陆生，共有党员30多名。宪兵营党支部直接与上海中央局联系，不与地方党组织发生关系。

1933年7月，中共陕西省委书记袁岳栋和红二十六军政委杜衡叛党投敌，陕西地下党受到极大破坏。国民党省党部也被CC分子宋志先掌握，斗争形势异常紧张。有人向杨虎城和省党部密报，说谢华是共产党员，在宪兵营活动得很厉害，准备暗杀谢华。杨的秘书、进步人士周梵伯看到告密信，马上转呈杨虎城。杨虎城当场烧掉信件，并要求追查消息来源，还指示金闽生让谢华暂时离开西安，并送给路费300银元，以免被CC特务暗害。谢华只得离开西安回上海，将党支部的工作交由金闽生负责。

1935年1月，马鸿逵部在宁夏骑兵团中的地下党致信上海中央局，要求派人去领导兵变。中央局于是派谢华去宁夏花马池领导兵变。这是谢华第二次赴西北。在西安时，宋绮云为谢华办了旅行记者的身份，杨虎城宪兵营派人掩护，使谢华安全抵达花马池。但由于骑兵团临时调防宁夏省城银川，兵变未能举行，谢华便返回上海。在上海，参加“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的筹备工作，在上海党的领导下，加强抗日宣传活动。但他的主要精力仍是放在负责西北地区的工作上，并加强与中上层爱国人士的联系，争取他们的声援和支持。

谢华在西安事变前这段宝贵经历以及在十七路军出色的兵运工作，为历史选择他立于西安事变的前沿奠定了基础。

建立西北特支

1936年2月，谢华遵照中央军委留沪办事处的指示，为贯彻中共中央的《八一宣言》和瓦窑堡会议精神，第三次赴西安做十七路军的兵运工作。到西安后，谢华向十七路军内的中共党员传达瓦窑堡会议精神，重新领导宪兵营的党支部。在党内同志的帮助下，谢华与杨虎城派出的王菊人等连续会谈，商洽不与红军冲突，恢复联络线等事宜。经过工作和努力，杨虎城基本接受了谢华的建议，十七路军开始在前线与红军直接建立联系，党的交通线建立了起来，隔绝已久的白区党与中央的关系也从此接上。

随着中央红军抵达陕北以及蒋介石重兵压临陕西，此时西安的战略定位发生了根本变化，成为各方争夺的焦点。中共中央高度关注西安党组织建设和西北军动态。就在这个关键时刻，谢华建立的宪兵营党支部，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已经成长壮大。其中一些党员或成为杨虎城的心腹，或已在西北军中身居要职。如杨虎城的机要秘书王菊人、十七路军少将处长王根僧、高级参议童陆生和宪兵营长金闽生等，都是中共党员。宪兵营党支部对杨虎城及西北军的兵运工作卓有成效。

谢华根据当时的形势向党中央写了关于西北军的工作报告，与党中央的战略比较契合。不久，周恩来副主席亲笔回信，对谢华在杨虎城部进行的上层工作给予高度肯定，指示尽快重新建立陕西地方党组织，继续做好兵运工作，着重开展群众性抗日救亡活动。1936年四五月间，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在西北军宪兵营中共支部基础上，建立了中共西北特别支部，书记谢华，委员徐彬如、李木庵。鉴于陕西省委屡遭破坏，中共西北支部与地方中共组织不发生组织关系，归中共中央直接领导。

西北特支成立后，迅速承担地方党组织的职能，建立与党中央的秘密交通线，在输送干部、传递情报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在宪兵营家属院建立中央联络站，毛主席的秘书、特使张文彬到西安时就住在联络站，与张、杨会谈。西北特支还建立了秘密联络站——莲湖食堂，该联络站在掩护党的地下活动，负责交通联络、传递情报、人员转送和保障物资供应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解放后，画家崔凯还创作了大幅红色题材同名国画，描绘这一段光辉历史。

与此同时，西北特支利用自身优势，积极组织西北地区抗日救亡运动，首先是在学生中进行活动。在此以前，由于党组织被破坏，虽然西北学生自发性的运动较多，但学生本身组织不健全，抗日活动的组织水平较低。1936年5月的一次学生自发抗日救亡运动受到打击，使学运低落。西北特支成立后，组建了学生救国会，耐心地做学运工作，使学生救国会成为抗日救亡运动的一支有生力量。其次，在文化领域联络当时西安的主要报社，在报社的印刷工会中成立救国会。当时的西安工人已经成立了工人秘密的救国会，近郊农民也发动起来，各行各业都有了救国会。1936年6月1日，为了统一行动，中共西北特支把西安各救国会组织起来，成立了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谢华任首任负责人。谢华回忆：“这些工作的开展，与西北上层进步人士的共同努力是分不开的，”西安“大批的爱国人士如上层人物杜斌丞、杨明轩、李象九等，以及抗日救亡运动中涌现出的不少积极分子，都被西北特支吸收到西救组织中来，使西救的领导力量大大加强。”

西北特支还确立了对何振亚任军长的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的领导，它的政委杨文贤、参谋长杜瑜华都是谢华在宪兵营中发展的共产党员。

策应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是全民族抗日这个历史必然过程中的一个偶发事件，事变前，国共双方的高层对此均无预料。当时蒋介石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欲将红军扼杀在西北。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危亡时刻，认为民族矛盾大于阶级矛盾，希望两党两军不要内战，应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致对外，并确立了由“反蒋抗日”转为“逼蒋抗日”的原则。共产党的主张顺应民心，顺应了历史潮流。面对外敌入侵，张杨的“联红抗日”成为历史的必然。必然性总是寓于偶然之中，西北特支则是这条历史因果链中的重要环节。西北特支领导的纪念一二·九学生运动一周年活动和西救会要求抗日大游行，成为西安事变的引爆点，直接促使西安事变的爆发。

谢华回忆，1936年10月，蒋介石曾到西安督战。西北特支用救国会名义散发传单向蒋介石提出警告，要求改变对内拥兵、对外不抵抗的政策。蒋介石在西安做短暂停留即离开，11月间又策划进攻陕北苏区。12月4日，蒋介石复来西安，部署“围剿”红军具体事宜。早在11月底，杨虎城的参谋处长王根僧已将此计划及杨的态度报告西北特支，西北特支已开始研究应对蒋介石的部署，认为西北人民对此必须表示自己的严正态度和强大力量，支持张杨不打内战、对外抗日的政治主张。西北特支决定在一二·九学生运动一周年之际，在西安举行一次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爱国示威大游行。

1936年12月8日，谢华召开西救会常委会，在说服内部不同意见后，通过大游行决议，当晚进行紧急动员和布置。由于早在西救会成立时，杨虎城曾表示愿意全力支持西救会，并嘱王菊人负责调动特务营暗中保卫。8日傍晚，谢华去找王菊人，希望他能及时将此决定通知杨虎城。但谢华两次寻找王菊人未果。至午夜1时，杨虎城仍不知道西救会的决定。谢华即邀请杨明轩先生一起奔走，快到天明，由杨明轩再找王炳南，并请他将此事转告了杨虎城。谢华将所有事情安排妥当，已东方欲晓。

12月9日清晨，各校学生开始行动，游行队伍在行进中遭到警察阻拦，发生了警察开枪打伤学生的事件，激起了群众的无比愤慨。下午4时，在杨虎城宪兵营暗中帮助下，游行队伍冲出城门向临潼方向行进，一路上队伍越聚越多，有1万多人。商界自动向群众送水送馒头，东北军和西北军以维持秩序为名支持并保护游行群众。这次大规模的有组织、有领导的请愿游行，让蒋介石大为惊恐，他立即派军队阻止游行队伍并封路阻截，扬言要格杀勿论。张学良不愿看到群众流血，驱车赶到十里铺劝阻大家回程，游行群众强烈要求抗日的情景，使张学良深为感动。他流泪表示，一星期以内以事实作答复。这次请愿游行以及蒋介石对群众游行和“先反共、后抗日”的顽固态度，促使张杨在屡次“劝谏”不成之后，果断实行“兵谏”，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于12月12日发生。

西安事变突然爆发后，西北特支及时向中共中央发出急电，报告了事变的经过。在中共代表到达西安之前，西北特支在十七路军的支持下，以西救会的名义接管了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宋绮云负责接管了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等媒体。西北特支指示西救会派人到工厂、学校，以西救会的名义宣传西安事变的意义，支持张、杨义举。在各方的努力下，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历史的转折点，结束了国共两党对峙十年的内战，国内和平初步实现，为国共两党再度合作创造了条件。西安事变后，赴西安谈判的周恩来副主席于12月19日在西京招待所接见了西北特支的负责人谢华、徐彬如，对特支的工作表示很满意，称赞他们群众运动搞得好。他说，如果没有广泛发动群众的救亡运动做基础，西安事变就是单纯的军事阴谋。他嘱咐，要好好宣传西安事变的意义，也要好好宣传群众抗日救亡运动的伟大意义。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央决定撤销西北特支，成立陕西临时省委，谢华任省委组织委员。

作为湖南人，谢华多次对家人说，西安是他的第二故乡。在西安，他经历了中共党史上最重要的兵运事件，领导了西北特支，亲历并见证了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

协助范文澜编写《中国通史简编》

1939年春，谢华调至延安，比范文澜早一年，先任留守兵团司令部秘书长。不久，到马列学院中国历史研究会工作，与范文澜合作完成了《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远古至秦)的编写任务。1941年秋，他担任西北局调查研究第四局副局长，从事边区内外政治情况的研究工作。1943年调中央党校三部，参加整风运动。在此期间，他写了《略论殷代奴隶社会》的文章，还写了供干部阅读的《历史》。

△民国三十一年华北书店出版的谢华著作《历史》

1989年，谢华去世两年后，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谢华集》，编辑者在《编后记》中说：“趁此机会，再把编辑工作中的二、三问题简要说明如下。谢老的史学论著尚有一部分未曾收入。比方，谢老在自传中提到，40年代初期，他在延安写过一本专供干部阅读的《中国史讲话》。这次我们在各地搜寻，毫无所得，仅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图书馆找到了一份1943年延安中央图书馆的藏书目录，目录中载有一本名为《历史》的书，注明为：1941年8月延安华北书局出版，作者谢华。但有目无书，实物的查找，只有俟诸来日了。”

对于这段文字，可以作两个补正。一、“专供干部阅读的《中国史讲话》”应该是谢老记错了，他没有写《中国史讲话》，写的是《历史》。《中国史讲话》或者叫《中国古代史讲话》，是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辛安亭所编著。二、我们现在找到了《历史》这本书，署名“编者谢华”，“校阅者范文澜”，为《中国常识小丛书》之二。中华民国卅一年四月初版，开本为85×120厘米，竖排版，约1.9万字。分为弁言、第一章中国社会发展的几个阶段、第二章近百年演变的概况、第三章当前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共4个部分。3章分别对应中国古代、近代和现代史，从传说中的氏族社会写起，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止。它把鸦片战争、《南京条约》确定为近代史的开端，以五四运动为近代和现代史的节点。基本上与现在主流史学的分法一致。换个说法就是，谢华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人最早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来分析、研究和编写中国通史的著作之一，现在的主流史学叙事基本上沿袭采用了谢华的观点，它具有开创性意义。

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编写通史的著作主要有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要》和郭沫若的《中国史稿》。但《中国通史简编》在1950年以后由人民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出版均只署名范文澜著。谢华等6位中国历史研究会的同事与这部书是什么关系呢？

范文澜于1940年到达延安。前一年，毛泽东认为“我们同志中有研究中国史的兴趣及决心的还不多。”艾思奇承认延安对于中国历史和中国学术研究“虽有一些成绩，而成绩并不大”。毛泽东授意范为边区民众编写一本10万字左右的通俗中国通史。解放后范文澜对《中国通史简编》的编纂有一个说明：“一九四〇年我去延安，中宣部要我编写一本十几万字的《中国通史》，为某些干部补习文化之用。我当时就同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的几位同志分工写作，由我总编。”

早期版本集体署名：1941年5月，《中国通史简编》上册在延安出版，卷首署名中国历史研究会。此后，1942年出版的中册以及1943年出版的6卷本等版本，均沿用集体署名。

1947年新知书店出版的《中国通史简编》，署名为：编辑者中国历史研究会谢华、范文澜、佟冬、尹达、叶蠖生、金灿然、唐国庆，主编范文澜。这个排名与现藏于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档案馆的《中国通史简编原稿》的“说明”是一致的。但也在同年，上海希望书店重印时，书名改为《中国历史简明教程》，署名范文澜著。1948年9月的上、下册校订本，虽然编者仍署中国历史研究会，但此后版本逐渐改为单独署名范文澜。到1950年11月的重排一卷本以及后续版本，均只署名范文澜。

《中国通史简编》的署名变化经历了从集体署名到单独署名范文澜的过程，这一变化背后有着复杂的历史原因和过程。后来改为单独署名范文澜的原因主要有：一、尽管最初是集体编写，但由于缺乏集体写作经验，各人交来的初稿文风、观点各异，有的太详，有的太略，难以统一。最终，范文澜决定自己从头写起，全书主要由他独立完成；二、范文澜在书中充分展现了其深厚的国学功底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其个人的学术贡献在书中占据主导地位。学术界也普遍认为《中国通史简编》是范文澜的代表作；三、新中国成立后，范文澜在更好的工作条件下，对《中国通史简编》进行了重新编写和修订，进一步完善了内容。这些修订工作主要由范文澜个人完成，因此在后续版本中单独署名范文澜也符合实际情况。

但从谢华在《中国通史简编》前期出版的署名排序和《历史》署名有“范文澜校阅”来看，谢华在中国通史七人小组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谢华和范文澜在历史观上也高度趋同。可以肯定，谢华是《中国通史简编》非常重要的作者。

回湘工作

抗日战争胜利后，谢华去重庆中央代表团工作，负责接待群众来访，并联系与我党有秘密往来的进步人士。1946年5月，谢华随中央代表团去南京。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他按照董必武同志的指示，专程去徐州、商丘等地进行军运策反工作，做起了老本行。1947年春节，谢华绕道上海进入山东解放区，旋赴太行山治陶镇，任华北军区教导团政委。1948年8月，任中央统战部一处处长。

全国解放后，谢华于1950年9月到江西吉安地区参加土地改革。1951年2月，他从江西路经湖南返北京时，省委书记黄克诚殷切地挽留他在湖南工作，于是他便留下来，先后任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副部长、部长、省委委员，并相继担任湖南省政协第一、二、三、四届副主席。任职期间，他坚决贯彻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方针政策。根据湖南和平解放的实际情况，坦诚地和党外朋友合作共事，恰如其分地做好人物安排；他以学者的风度，和知识分子广交朋友，鼓励他们积极工作，锐意进取；他对民主党派、民族、宗教、侨务等工作，都采取严肃慎重的态度，令人心悦诚服。

社会主义新方志事业的开创者

1957年，谢华已62岁。当年湖南省委的主要负责同志金明、周小舟和其他领导人都比他小一二十岁，革命资历要浅一大截。省委考虑到谢华年龄大精力有限，在任务相对繁重的省民委主任、省委统战部部长岗位上得不到休息，不利于身体健康，从关心的角度向中央打报告，免去以上两个职务，换岗到新成立的湖南历史考古所任所长，并兼省文史研究馆馆长。

谢华二话没说，当即把家搬到了离城里遥远的郊区罗洋山历史考古所，干起了在延安时期的老本行。省委还特意嘱咐一墙之隔的烈士公园开一扇门，方便这位老革命遛遛弯散散步。据仍健在的老科研人员说，谢华没有什么业余爱好，时常在居住的二楼阳台上用望远镜看跃进湖和公园的风景。夫人杨绮云要去城里上班，中晚两餐由警卫员从食堂打好米饭送到办公室，谢老吃未吃菜吃的什么菜不清楚。

谢华退出了重要领导岗位，但从未放弃工作，而是重拾中华民族编史修志的优秀文化传统，想做出人生的另外一项成绩。1958年，他向省委、省人委建议，计划用3年时间编修《湖南省志》。并为《湖南省志》编纂设计了总体规划，撰写了《湖南省志总序》，提出新编省志所要完成的三大政治任务和必须达到的三大质量标准。省委很快批准了这项计划，成立了由省人委省长程潜任主任委员的湖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历史考古研究所参加修志的同志和省文史研究馆的部分馆员在谢华的带领下，以高度的工作热情，带着向建国十周年献礼的政治责任感，夜以继日，用不到一年的时间，即完成了《湖南省志》第一卷《湖南近百年大事纪述》。这是全国出版的第一部省级志书，受到史学界的好评。四川、云南、贵州、河北、河南、山东等省曾先后派人来了解编写经验。

在谢华任职期间，除第一卷《湖南近百年大事纪述》外，还出版了第二卷《地理志》上册，《文物志》《宗教志》《民族志》也都写出了初稿。在谢华指导下，湖南历史考古研究所还出版了9期《湖南历史资料》和2册《湖南革命史料集》。他治学严谨，一丝不苟，孜孜不倦，至老弥坚，一直到病危住院之前，仍在伏案笔耕。湖南省已出版的一百万字左右的省志，每一篇文章都经过他亲自修改。未出版的《文物志》《宗教志》稿件，也经过他亲自审阅核校。已出版的《湖南历史资料》季刊，重点稿件都经过他亲自过目定夺，还亲自审定修改各篇的前言和按语。他发扬学术民主，坚持“双百”方针，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他不隐瞒自己的学术观点，也决不轻率地、盲目地放弃自己的或者推翻别人的学术观点。他在80多岁著述出版的《论西周封建》一书中，关于中国古代史分期的问题，实质上重述了他在30多年前和范文澜合作编写的《中国通史简编》第一分编时的观点，但他又谦虚地欢迎同行对他的观点进行批评。他力主“文章贵洁”，严格要求自己和别人写出来的文章要芟汰浮词，言之有物，流畅可读。他不仅关心和尊重老年研究人员，使他们发挥所长，而且爱护和培养中、青研究人员，帮助他们多出成果。他不仅在历史学、方志学领域内卓有成就，并在民族学民俗学等方面具有丰富素养。《湘西土司辑略》一书，就是他的研究成果之一。他晚年还被聘请担任全国党史人物研究会顾问和省党史人物研究会名誉会长。作为一个著名的历史学家和造诣很深的学者，谢华当之无愧。

1959年庐山会议后，谢华感到必须根据庐山会议精神，对《大事纪述》进行修改，主要是把彭德怀的名字全部删除，但仍保留了“平江起义”和“红三军团攻打长沙”等条目。修订本出版后，特别分送省委书记张平化和其他几位省领导。

但是，1964年3月20日，省委在湘发[64]087号《省委关于清查处理有彭、黄、张、周反党分子的出版物和清除其毒素的决定》中指出：“《湖南近百年大事纪述》这类出版物，含有严重的政治毒素，有的歪曲或纂改了历史真相。”“一九五九年三月出版的具有影响的《湖南省志》第一卷，有四处记述了彭德怀的活动，把彭德怀说成是平江起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并对平江起义的意义作了不适当的夸大；叙述红五军在井冈山的活动时，夸大了彭德怀的作用；把一九二九年下半年湘赣根据地的恢复和发展，也毫无根据地归功于彭德怀；对一九三0年彭德怀执行立三路线攻打长沙的错误军事行动进行表扬。”省委一位主要领导还公开严厉批评谢华“老糊涂了”，要追查谢华身边的人与所谓“彭、黄、张、周反党集团”有无联系。事后，省委宣传部、历史考古研究所多次开会进行批判，谢华被迫作出检查。“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省委工作队进驻历史考古研究所，一部分参与修志的人员受到批判、审查和不公正待遇。《大事纪述》成为一本“黑书”，省志办公室只好将赠送各地的志书全部收回封存。

粉碎“四人帮”以后，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社会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得到恢复，工作重点开始逐步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湖南开始全面落实党的政策，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1979年1月4日，省委作出《关于解决文化大革命中几个遗留问题的决定》，对重大错案重新作出处理。19日，又进一步就处理历次政治运动遗留问题作出决定。正是这些决定，催生了当年参与修志同志平反恢复名誉的要求，也催生了被中断15年之久的省志编纂工作。

1979年2月18日，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原历史考古研究所）党组向省委提交《关于建议为〈湖南省志〉第一卷〈湖南近百年大事纪述〉及谢华等同志平反恢复名誉的请示报告》，建议省委按照湘发[64]087号文件范围，发一个撤销批评《大事纪述》的文件和指示，并在适当范围内如在恢复省志编纂委员会、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的会议上为该书和谢华同志平反和恢复名誉。半个月后，1979年3月7日，省委即作出批复：“省委湘发一九六四年八十七号文件中对《湖南省志》第一卷《湖南近百年大事纪述》的结论是错误的，决定予以撤销。同时决定为原湖南历史考古研究所所长、该书主编谢华同志及其他有关编写人员平反，恢复名誉。该书可加以修订，由省委宣传部审查后，重新出版。”强加在谢华和修志工作者头上的罪名在15年后被撤销，这一年，谢华已84岁。

求真学风

谢华实际上只受过高等小学的正规教育，属于自学成材。他之所以能跻身于史学界，是因为善于读书、求真求实的缘故。谢老数十年如一日，手不释卷，孜孜笔耕，学习态度极其认真。他所坚持的优良学风，更加值得我们敬仰和学习。

首先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这是治史经验的概括总结。谢华继承和发扬了史学研究的优良学术传统，他认为，从来就没有什么为研究而研究、为历史而历史的历史学家和历史著作，古为今用，是历史科学发展的法则。他在治史中明确地提出：“今天我们史学界的任务，是要以极大的努力来洗涤历史上的蒙尘，发扬历史光彩，充实史学内容，恢复历史全貌。使我们当前的一代以及我们的后代能知道：前人是如何从奋斗中一步一步前进的，我们走过了一些什么历程，已达到什么阶段，和怎样来创造更美的前景。历史科学对人们的生活，是具有决定性的指导作用的。”他在主持《湖南省志》的纂修时，强调近百年的历史是一段最有意义的历史，并指出：“新志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地方服务，这是一条总则。”“纂修新志，不是循旧例在原志基础上续修，我们是承袭地方志所具有的特点和其优良形式，来扩充史学著作，使之服务于新时代新事业。”“要及时地纪录新事业所创造的新历史，要随时以科学方法来总结经验和提出问题，使我们的伟大事业在每前进一步中都能参阅自己的经验，得以改进和提高。”这些论述，是何等的明确和精辟。他所强调的服务观点，正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在历史学科中的具体化。他是这样讲的，也是这样身体力行的。为了使史学更好地为经济建设服务，1961年，适逢国民经济困难和自然灾害，他在历史考古所组织了一个班子，从正史、地方志、报纸杂志和私人著作中，搜集湖南省自有记载至解放时为止的有关自然灾害的历史资料，编成了《湖南自然灾害年表》。这个《年表》对湖南历史上什么灾害最多、集中在哪些季节和地区及其灾情程度等情况，都进行了系统登记和详尽整理，为人们研究和掌握自然规律，防患未然，指导农业生产，至今都起到了很好的借鉴作用。

其次是解放思想，坚持真理和修正错误的作风。谢华治史既不囿于自己先入之见，又不盲目迷信权威，更不人云亦云，随风转向。他勤于钻研，善于思考，勇于探索，因而言多有中，新见迭出。

中国历史上是否出现过奴隶社会？对此，40年代初期，谢华在《略论殷代奴隶制度》一文中，根据《商书》《史记》等几部可靠史书中所记载的盘庚时代的大小官吏和都邑民众，异族人居多，而且是奴隶身份者占多数的史料，根据甲骨文和古器物的古学成果，如有不胜数的关于奴隶的记载，认为殷代是奴隶国家。他的《论西周封建》一书是在“文革”中写的。一挚友曾心有余悸地劝说他：“这恐怕有点犯禁。郭沫若划分历史时期，封建社会始于春秋战国之际。这是毛主席点过头的。毛主席不是肯定了郭沫若的两大功劳吗？一是他的《李白与杜甫》考证了李白的出生地是楚河南岸的碎叶城，从而证实了那一带在唐代就是中国的领土，再就是提出了战国封建论。这可是权威的观点啊！”谢华根本不计较政治气候和个人得失，坦然地回答说：“毛主席不是告诫我们要实事求是吗？做学问就是要实事求是。我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谢华发扬学术民主，坚持“双百”方针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他不隐瞒自己的学术观点，也决不轻率盲目地放弃自己的或推翻别人的学术观点，对封建社会的形成，旁征博引，分析研究，提出自己的见解。《论西周封建》于1979年出版后，由于在学术上不随时流又不苟同，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注意。80年代初期，谢华又厘订修改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奴隶社会并不是所有地域的人类社会都必然要经历的一个发展阶段。完整地、环套一环地按照社会制度更替的严格次序经历五个发展阶段的人类社会，是极其罕见的。在将近90岁的时候，他又提出了新的见解，大旨是：中国古代事实上并不存在单一的、纯粹的、具有完备形态的奴隶社会，原始社会解体以后，中国就进入了一个既有工奴、家奴，又有农奴、农民的社会，而封建社会、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发展，是一个从胚胎到成熟的多阶段、多层次的过程。

对中国历史上农民暴动的性质及其作用应该如何评价？60年代初，史学界曾对此进行过热烈的探讨。当时有人提出：农民不代表进步的生产力，农民只反对剥削而不反对封建，不把地主当作一个阶级来反，他们反贪官、恶霸，但并不反皇帝、皇权。另一方面，封建社会的长期停滞，封建意识的严重浸染，自然经济的自我封闭等等，都使得反对封建压迫剥削的农民阶级不可能形成新的意识形态，而顶多只能产生以农民意识为特征的“均贫富、等贵贱”的思想。因此，历史的事实是：农民战争只能导致改朝换代，而不能促成社会性质的变革和发展。可是，随后不久，史学界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又出现了寂寥的局面，人们相率按照一个模式来阐释和不恰当地拔高农民战争。从《谢华集》中，我们可以看到，早在40年代初期，在《中国封建社会特点（提纲）》中，他就曾经对此提出独到的见解，论述过中国历史上农民暴动的周期性和广泛性，在肯定农民暴动的正义性质及其对推动历史前进的一定作用以后，同时指出：“小暴动几乎是连续不断的，大暴动在每百余年至二百年之内是必然要发生的。每次暴动，有数十万或百余万人参加，蔓延地区几遍全国。暴动结果：(1）推翻统治者后，或起义领袖建立新的地主政权；(2)或为人所利用而给别人制造机会；(3）或被统治者借用外力而加以镇压。因此，农民起义虽然给旧的经济基础以很大的破坏，如人口死亡，生产停止，但没有新的改革和建设，甚至在一定时期内使生产受到阻碍而不能前进。”这就是说，变革封建制度、推动社会进步的历史任务，只能由新兴的无产阶级来承担。这个看法，应该说是比较接近历史的真实的。

谢华还是中华文明起源多源说和区域文化研究的开拓者。中国文化的起源在何处？传统的说法认为，诞生中国文化的摇篮是黄河中游，以后由北向南发展。谢华对此另持一说，经过对古籍和文物的缜密研究，他认为中国文化发朝于南方，楚文化是一种丰富多采的、比较成熟的高级文化形态，以后这种文化逐就渐北移，蔚为壮观。他曾计划了一个历史研究的攻关课题：古代南方史试探。可惜，这个课题由于“文革”邪火遍地燃烧而被搁浅了。从最新的考古发掘成果看，湖南是中华史前文明的“南方高地”，也呈现出由澧阳平原向汉水流域转移的过程。完全证明了谢华在五六十年前的推测和判断。

历史是一个纷繁复杂而又迂回曲折的发展过程。认识主体（历史学家）和认识客体（历史自身）之间，始终存在着距离，充满着矛盾。认识主体的阶级地位、政治倾向、文化素养、宗教信仰，影响着对认识客体的分析、评价。而历史是时过境迁的客观存在；由于信而有征的文献不足，已有的文献大量散失，幸存的文献真伪互呈，而地下发掘又严重不足，这就必然使人们在认识历史的时候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分歧。解决分歧的必由之路，只能是组织充分的自由讨论。孰是孰非，不经过深入的、充分的、自由的讨论是不能定案的。这里从谢华的著述和言论中摘引的对上述问题的见解，并不是说已成定论，也不意味着他已经穷极了真理。谢华之可贵，他的文章之所以有保留和研究的价值，在于他从吉光片羽之中透露出一些新的消息，在于他有许多熠熠闪光的真知灼见，在于他坚持实事求是、勇于追求真理的精神。

谢华常用史学家的敏锐感观察时局，关心时局国事。1947年7月至9月，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制定并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会后，解放区各级党政领导机关派出大批土改工作队深入农村，开展发动农民群众、组织贫农团和农会、挖诉地主、惩办恶霸、没收地主土地等工作，广大农村迅速形成土地制度改革的热潮。但土改运动广泛发动后在一个时期内曾发生“左”的倾向，主要是侵犯一部分中农和民族工商业者的利益；对地主和富农、地主中的大中小和恶霸非恶霸不加分别，用同样方式进行斗争；有的地方甚至发生乱打乱杀等现象。谢华当时正在华北军区解放军官教导团政委任上，对于土改中极“左”的做法忧心忡忡。1947年10月1日，他向组织上书反映，坚决反对其中一些过头的做法：“听到被斗地主扫地出门，我认为是过‘左’的。因为被斗的地主数目并不少，若一概扫地出门，岂不要成为解放区的社会问题吗？”“对杀人问题，我不同意太残酷。因为还有广大地区未被解放，用太残酷的方法杀人，以及杀人过多，都足以影响到解放区以外的群众对我们的恐懼心。至于乱杀，更是一种大错误。”谢华之举，对康生、陈伯达一伙红人无异于当头棒喝，承担了巨大的风险，但却体现了一位共产党人的良心，一位正直读书人的可贵品质。

最后是谢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学风。谢华认为，研究历史，首先要有历史感，而更重要的则是抱着临深履薄的态度，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60年代初期，湖南历史考古研究所无论是基础研究还是服务经济建设方面，已经取得了初战胜利，但他仍不满足，而是对今后的开拓前进十分焦急，他总是希望所里的研究人员和他一样着急，希望大家都把责任心增强一点，希望大家很快提高，使队伍能够独立作战，把工作做得更好一些。70年代中后期，谢华已过八十高龄，身体孱弱多病，但他出于对历史科学的责任感，还是断断续续地写成了《论西周封建》一书。他每写一段，就找一些治史的同志征求意见，一丝不苟，刻意求工。这部只有5万字的著作，前后竟花了5年功夫。

遗爱留兰台

历史研究重在文献与史料，谢华非常重视图书资料工作。湖南历史考古研究所建所伊始，他就高瞻远瞩，注重图书馆舍设施和队伍建设，强调为科研服务的方针，并遵循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基本规律，特别注重图书资料的收集工作。他特别安排一名副所长亲自主持制定图书馆的发展规划，并带领全所20余名科研人员，不惜重金、不辞劳累，分批分组多次到黄河上下、大江南北穷菟苦索，采购了大批珍贵书籍，白手起家地建起了图书馆。现在的湖南省社科院图书馆已挂牌为全国重点古籍保护单位，典籍方面的馆藏基本上还是谢华时期的老家当。该馆现藏的300余种4000余册善本、200余种600余册抄本、近200册（裱糊而成）4500余件名人信札、100多份名人字画等，几乎全是那时收集的。由于经费充裕，藏书建设发展较快，两年后的1958年就拥有15万册图书，其中三分之二为线装书。谢华也十分注意图书馆的队伍建设，当时4位在职人员中一位是著名的语言学家，另一位是古汉语造诣很深的学者，都由他延揽而来。

与此同时，谢华为筹建图书馆也是劳神奔波。他给省委书记周小舟写信，争取人力和经费支持。他还亲自请人设计图纸，派人购买钢筋和木材，勘测馆址，筹划设备，费尽辛劳。1959年 3月30日，周小舟回信说：“研究所的图书馆建筑，由于今年挤钱办工业，停止工业基建以外的各种建筑，故拟以暂延一年为好，请考虑。”因此，图书馆筹建工作停顿下来。庐山会议以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历史考古所未能实现建设图书馆的愿望。1985年，湖南省社科院图书馆落成后，几位负责人向他汇报时，九十高龄的他兴奋不已，当即表示要将自己从延安时起多方觅得的珍贵典籍送给图书馆，直至逝世前，还多次表示捐赠图书的心愿。同时，还多次问及图书馆的发展变化情况，特别是人员、经费，提醒大家关心图书馆建设，注意智力投资的长远性和长效性。作为省政协副主席的他，把历史考古所当成了他毕生心血之所在。在谢华去世两年后，他的夫人杨绮云将《古今图书集成》1613册、《四部备要》2010册打包捐赠给社科院图书馆，实现了谢华的遗愿。

责编：刘瀚潞

一审：刘瀚潞

二审：周月桂

三审：杨又华

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