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原始农业诞生之际，我国的农作物体系就展示出“多元交汇、多元一体”的特点。在长期域外引种的过程中，出现了西汉、北宋与明清时期“三次引种高潮”，且随着引入路径和引种时期的变化，不同阶段的作物引种呈现出不同的地域特色与历史特征。

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引入的作物

西汉张骞先后两次出使西域，足迹遍布乌孙、于阗、鄯善、莎车、大月氏、安息、疏勒、大宛、康居、奄蔡等西域国家。陆上丝绸之路开辟之后，中亚、西亚以及印度、地中海和非洲地区的果蔬作物开始通过朝贡、贸易等方式进入我国，比如葡萄、苜蓿、核桃（胡桃）、大蒜（胡蒜）、香菜（胡荽）、黄瓜（胡瓜）、芝麻（胡麻）、豌豆（胡豆）、胡椒、石榴（安石榴）、茄子等。这些作物因产自西北胡地，同时又与我国某些作物形似而常取“胡”字冠名。

葡萄和苜蓿是西汉时期作物引种的典型品种。据《汉书·西域传》记载：“益种蒲陶（葡萄）、目宿（苜蓿）离宫馆旁，极望焉。”事实上，早在《神农本草》中就已经出现本土葡萄的记载，张骞自西域大宛（今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盆地）引入了更适于酿酒的品种，带回长安一带推广种植。苜蓿原产于伊朗高原，属于牧草的良种，最初为适应军事生产需要，引入并试种于皇宫内苑，成功后逐步被移植到宁夏、甘肃地区的农牧交错带进行培育，成为汉唐马政的强大保障。伴随着苜蓿的推广种植，我国的畜牧业也逐渐兴盛。此外，苜蓿也可以作为蔬菜和肥田倒茬作物进行使用。

宋代占城稻的引进

自南北朝以降，随着海上贸易路线的开发，东南亚地区的作物逐渐被引入我国。因为此次引进主要来自海路，这些作物大多以“海”冠名，如海棠、海桐、海芋、海枣等。中唐之后，西北地区陆上丝绸之路受阻，加之经济重心南移，长江流域和东南沿海对外贸易迅速发展。自广州经东南亚和印度洋地区，至波斯湾末罗国（今伊拉克巴士拉）与缚达（今伊拉克巴格达）的海上丝绸之路逐渐成型，开始作为域外作物引入的主要路径之一。这一阶段引入的作物以高产粮食作物为主，如占城稻、高粱，也有不少果蔬作物，包括菠菜、莴苣、蓖麻、西瓜、芒果等。

占城稻是宋代作物引种的典型品种，系北宋时自占城国（今越南中南部）引入福建地区。宋代之前，我国南方本土稻种原称“白粮”，有粳米和糯米两种，产量低，颗粒干瘪，种植条件苛刻，难以作为主粮作物。五代至宋，往返占城、安南地区的泉州商人进行海上贸易时在占城国发现一个优良稻种，具备早熟、穗长而无芒、粒差小、耐旱、适应性强的优势，“既种之后，旱不求水，涝不疏决，既无粪壤，又不耔耘，一任于天”，遂带回引种。大中祥符年间在江南地区迅速推广，同晚季稻配合形成双季稻种植，产量大幅增加，逐渐奠定了我国“北小麦，南水稻”的主粮生产格局。

明清时期美洲作物的引进

东南沿海贸易随全球大航海时代的来临更加繁盛，非洲与美洲新大陆的作物开始经由西班牙在菲律宾建立的殖民地和南洋各地辗转传入我国。包括粮食作物（玉米、番薯、马铃薯、豆薯、木薯等）、油料作物（花生、向日葵、腰果等）、香料作物（辣椒）、纤维作物（陆地棉）、果蔬作物（南瓜、番茄、洋葱等）、药用作物（可可、西洋参等）以及嗜好作物（烟草）等多种类型。

玉米、番薯与马铃薯是这一时期引种影响最大的作物，这些高产经济作物一方面可以作为粮食作物的补充，增加我国粮食耕种面积和粮食产出，更适合作为救荒的物种。以福建地区的番薯为例，大旱之年，仍可亩收千斤，能够极大程度降低灾荒发生几率。清乾隆帝曾下令全国推广番薯，作为“救荒之备”。另一方面，其也具备较高的加工附加值，可以作为酿酒、粮食加工、牲畜饲料等原料，《植物名实图考》称玉米为“山农之粮，视其丰歉，酿酒磨粉，用均米麦；瓤煮以饲豕，秆干以供饮，无弃物”。

（《文萃报》3444期摘自《人民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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