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文明（1932—2024），湖南华容人，考古学家，生前为北京大学资深教授。曾任北京大学考古学系主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兼任国家文物局专家组成员、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国际史前学与原史学联盟常务委员、德国考古研究院通讯院士等学术职务。出版《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研究》《农业发生与文明起源》《走向21世纪的中国考古学》等著作。曾获全国高等学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多部著作获评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特等奖、全国文化遗产十佳图书、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2023年12月，被“第五届世界考古论坛”授予“终身成就奖”。

1932年10月，严文明先生出生于湖南华容。取名“文明”源自《尚书·舜典》中的“浚哲文明”，其意为“文德辉耀”。仿佛早已注定，这位洞庭湖畔走出的农家子弟，一生要与中华文明探源结缘。从事考古70余载，他在推进考古学科发展上作出了杰出贡献。2023年12月，严文明先生被“第五届世界考古论坛”授予“终身成就奖”，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中国考古学家。面对这一荣誉，他处之以淡，手写下获奖感言：“感谢给我崇高的荣誉，我不过勤于耕耘、不问收获罢了。”就是这么一句朴素的感言，却道出了一位考古学家一生的奋斗。2024年2月7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杂志记者有幸对严文明先生进行了访谈。4月14日，严文明先生逝世。他的逝世是中国考古事业的重大损失，从此“中国考古学界的一面旗帜”走了。为纪念严文明先生为中国考古事业作出的重要贡献，我们对访谈内容进行了整理，以飨读者。

解开仰韶文化的未解之谜

很多人可能认为严文明先生从小就对考古有兴趣，事实却恰好相反。他以前对考古一无所知，当然也没有任何兴趣。他从小喜欢理科，迷恋自然科学，想当爱因斯坦。当年考北大，他报的物理系，结果没考上，调到了历史系。当时考古教研室主任苏秉琦先生找到他，跟他说：“听说你喜欢理科呀，你来学考古吧，考古跟理科有很多相通的地方，也有很多技术上的问题，所以你学考古最好。”就这样他开始学考古了。之后，他又听了一些很有名的老师授课，经过实习，一下子对考古有了兴趣，从此就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严文明先生的研究可从1958年算起。当时，他在完成《邯郸考古》的龟台寺发掘报告后，就参加编写《中国考古学》，同时讲授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课程。他编写了《中国新石器时代》（讲义初稿），这是北京大学考古学第一部教材，后来被各大高校考古专业沿用。在编写讲义的过程中，他发现很多考古文章议论宽泛、不深入，有的考古报告也比较粗糙。材料本身有问题，基础研究不够，因此他就下决心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当时考古界，一直有一个关于仰韶文化的未解之谜，尤其是仰韶文化的类型划分和来龙去脉是萦绕在当时考古界的一个谜团。为了解开这一谜团，他带领团队开始了漫漫探索路。通过重新梳理仰韶村、西阴村、庙底沟、三里桥、半坡等遗址材料，他发现仰韶文化从半坡类型到庙底沟类型的发展轨迹，并将其发展整体划分为“两期四段”。这项研究被苏秉琦先生评价为“找到了一把开启整个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的钥匙”。

后来，严文明先生又开始关注良渚遗址，先后十多次带领团队到良渚遗址学习和考察，为此他还专门作了一首《良渚颂》，在考古圈中传播颇广。他提出良渚遗址的“中心区也应是一座城址”“莫角山遗址是一座台城”的判断，从而成为良渚古城发现的先声。2007年，一座约300万平方米的良渚古城终于出现在世人面前。几十载的考古生涯，他先后主持了20余次重要田野考古发掘或调查项目，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严文明先生说，“正是这种立足田野的考古方法使我在学术上更具前瞻性”。

探寻中华文明未中断的原因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认识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感知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离不开考古学。”严文明先生长期关注中华文明起源问题，对中华文明为什么没有中断有着独到的见解。

他认为，中华文明的起源是一件具有世界意义的大事。在整个世界的东方，中华文明是最先起源，发展水平最高，并且是最具有影响力的。她强大的生命力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在世界四大古文明中，只有中华文明没有中断、连续发展下来。然而，中华文明的起源又是不平衡的，是多元起源。她不是在一个狭小的地方，也不是在边远地区，而是首先发生在地理位置适中、环境条件也最优越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各地情况不同，文明化的过程也有所不同。它们相互作用，此消彼长，逐渐从多元一体走向以中原为核心、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为主体的多元一统格局，再把周围地区也带动起来。这一格局的形成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特点，也是她之所以具有无穷活力和强大凝聚力，以至成为世界上几个古老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而得到连续发展的伟大文明的重要原因。

另外，文明起源不是一下子就从史前跨入文明的门槛，而是有一个过程。从现有的资料来看，中华文明的起源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一）大约公元前4000年前后是文明化起步阶段，少数主要文化区出现了中心聚落。（二）公元前第四千年后期是普遍文明化时期，社会明显开始分化，中心聚落和贵族坟墓出现，牛河梁、大汶口、大地湾等是很好的例子。（三）到公元前第三千年的时期则已进入初级文明或原始文明。这时农业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部分手工业从家庭中分化出来，出现了专门制造特殊陶器、玉器、漆器、丝绸、象牙雕刻等高级产品的手工业作坊，贫富分化加剧，战争频繁，出现了许多城堡和都城遗址，如良渚、石家河、陶寺等。（四）从夏代开始正式进入文明时代，商周则是古代文明的兴盛时期。

严文明先生认为，中华文明既然从起源到现在连续发展而没有中断，证明她是世界上最有生命力的伟大文明，绝对不是什么落后的、保守的，这有助于增强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信心和决心。中华文明从多元一体到多元一统，是一个持续发展的过程，分裂是暂时的，最终总是走向统一。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一直是沿着多元一统的轨迹曲折前进，以至于形成现在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统一国家。因此，我们在维护国家统一的同时，要注意发挥各民族和各地方的特色，使中华文明丰富多彩、生生不息，永远雄居于世界的东方。

诗构“重瓣花朵”理论

虽为考古学家，严文明先生却有着哲学家的思辨和诗人的眼光。对于中国史前文明的结构美，他提出了“重瓣花朵”理论，道出了中华文明绵延至今的密码。他认为，整个中华文明有中心、有主体、有外围。在中国史前文化格局中，最著名的是中原文化区，它以渭河流域和晋陕豫三省邻接地区为中心，范围几乎遍及陕西、山西、河北、河南全境。这一大中原地区周围有甘青文化区、山东文化区、燕辽文化区、长江中游区和江浙文化区。这五个文化区都紧邻和围绕着中原文化区，很像一个巨大的花朵，五个文化区是花瓣，而中原文化区是花心。各文化区都有自己的特色，同时又有不同程度的联系，中原文化区更起着联系各文化区的核心作用。假如我们把中原地区的各文化类型看成是第一个层次，它周围的五个文化区是第二个层次，那么最外层也还有许多别的文化区，可以算作第三个层次，整个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就像一个巨大的重瓣花朵。这一发展对于中国早期文明的发生及其特点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第一，由于中原地区的史前文化发展水平较高，又处在核心的位置，易于受到周围文化的激荡和影响，能够从各方面吸收有利于本身发展的先进因素，因而有条件最早进入文明社会。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夏之所以建立在中原地区，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史前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第二，由于中国史前文化是多元的，中原周围各文化区都已达到较高发展水平，有的甚至已孕育着某些文明的因素。中国早期文明不是在一个地区一次发生，而是在许多地区先后发生的，是这一广大地区中的许多文化中心相互作用和激发的结果。早期文明的起源地区应包括整个华北和长江中下游。在文明的发生和形成的整个过程中，中原都起着领先和突出的作用。第三，由于中国史前文化是一种分层次的向心的结构，而文明首先发生在中原地区，其次是它周围的各文化区，第三层即最外层各文化区进入文明的时间甚晚。因此，在中国早期文明发生和形成过程中，外界文化不可能发挥重要的作用。中国文化同外国文化的大规模的交流，是在古代文明已经完全形成以后的汉代才开始的，因此这种交流的规模无论有多大也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影响中国文化的发展，而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文化的民族特性。

由于中国史前文化已形成一种重瓣花朵式的向心结构，进入文明时期以后，很自然地发展为以华夏族为主体，同周围许多民族、部族或部落保持不同程度关系的政治格局，奠定了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石。这种格局不但把统一性和多样性很好地结合起来，而且产生出强大的凝聚力量，即使在某些时期政治上发生分裂割据，这种民族的和文化的凝聚力量也毫不减弱，这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鲜明的特色。

打破“中国文化西来”的假说

1981年，严文明先生提出“龙山时代”的概念，以此代表大致年代为“公元前26世纪至前21世纪”的各地不同龙山文化遗存所处的时代，并指出这一时代是中国铜石并用的时代。他认为，龙山时代是中国史前社会大变革的重大历史时期和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关键时段，至少有如下三个方面特征。

第一，这一时代学会了制造铜器。这个时代的铜器，所含杂质很少，如河北唐山大城山的两件穿孔小铲，甘肃武威黄娘娘台的铜刀和铜锥，可以算是标准的红铜器。从这一点来说，龙山时代应算是铜石并用的时代。龙山时代铸铜技术的发展为二里头文化青铜冶铸技术的成熟奠定了基础，成为推动中原社会进入早期国家文明的重要力量。第二，这一时代最有代表性的当属制作陶器。这一时代制陶业中已经普遍地使用陶轮，只是各地情况不同。轮制技术不但大大提高了生产力，而且使制作体形匀称、厚薄均等的精美陶器成为可能。山东龙山文化中的蛋壳黑陶高柄杯，质地细腻，薄如蛋壳，漆黑发亮，造型优美，不但是前所未见，就是在龙山时代以后也再没有出现过如此精美的陶器了，代表了史前制陶工艺的最高水平。第三，这一时代已有城防设施。城防的出现绝不是一种偶然现象，它是残酷的掠夺性战争的产物，是阶级社会行将从原始社会的母胎中分娩出来的一个标志。而与此相对应的是各地普遍出现了区域性的中心聚落，由此进一步发展出了早期的城市。这些城市的规模宏大，面积少则数十万，多则上百万甚至几百万平方米。龙山时代可以看作是中国早期城市化的第一个高峰，在中国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严文明先生将龙山时代看作是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伴随着红山、良渚、石家河等早期区域文明古国的衰亡，人口开始向中原和北方地区流动，各类社会资源得以重新组合，新型城市开始出现，交流与融合成为时代发展的主题。在母亲河的孕育和滋养下，龙山文化在黄河流域得以发展和壮大，龙山文化的发现也证明了中国东部存在一个土生土长不同于仰韶彩陶文化的黑陶文化，否定了“中国文化西来”的假说，印证了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和灿烂辉煌。

心系中国考古学发展

考古工作是展示和构建中华民族历史、中华文明瑰宝的重要工作。2021年11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时，强调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严文明先生十分关心如何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他认为，这既是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期望，也是百年考古人的执着追求。

新时代新征程，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化运用“两个结合”的科学方法论，科学回答好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要不断增强考古学科的主体性，善于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特别是要扬弃中国现代考古学百年发展进程中的西方中心主义因素，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考古学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要以扎实的田野考古调查与发掘为基础，最大限度地获取遗存中蕴含的信息。什么样的方法能让你最正确地寻找和发掘实物，就是好的方法。什么样的理论能够使这些资料很好解释人类的历史，就是好的理论。要具有国际视野。坚持与国际学术界开展密切交流与合作，积极吸收借鉴国际考古学界的新成果，取长补短，共同促进世界考古学的发展。

新时代的中国考古学始终肩负着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使命，要全方面融入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当中，不负时代、不负人民。新时代的考古工作者应奋发有为、砥砺前行，书写出不负历史、不负时代的考古答卷，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

倡导多学科治学理念

严文明先生治学严谨、思想深邃，他的研究涉及考古学理论方法、考古学文化区系、聚落考古方法与实践、稻作农业起源、中国文明起源等多个领域。严文明先生高瞻远瞩、视野宏大，他倡导考古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的多学科研究方法，并不遗余力地推动中国考古学的国际化，以推动考古学研究的创新和发展。严文明先生特别强调要有发现问题的意识，提出问题是关键。考古就是研究问题的学问，也就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大胆假设就得有想法，思路要开阔，研究一个问题必须搞清楚，要有“接力棒”思维。除此，还要重视田野考古学的基础训练，考古学的成果经常来自新发现，原有的认识往往被新材料不断充实或改正。

关于教书育人，严文明先生在《耕耘记——流水年华》这本自传中写道：“我作为教师总是要求学生德艺双馨，注重业务能力和学术道德的培养。要求学生做的，自己首先要做到。还要做到教学相长，虚心向学生学习，即使是初学考古的本科生，他们的提问有时也能启发我对某些问题的进一步思考。研究生选择的课题多半是学术发展的前沿，在指导学生如何研究时自己也必须进行研究，这对提升自己的业务能力和学术水平也大有好处。”

韩愈曾说：“以一身立教，而为师于百千万年间，其身亡而其教存。”严文明先生便是如此。他以身立教，辛勤耕耘，为中国乃至世界的考古和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培养优秀人才作出了重要贡献。

文明无界，察古知今。值此先生逝世一周年之际，谨以此文以示缅怀。（何雨蔚 赵雨欣）

作者：何雨蔚 赵雨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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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思想政治工作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