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艳华

据《清史稿·土司传》记载:“雍正六年，宣慰使彭肇槐纳土，请归江西祖籍，有旨嘉奖。”雍正六年（1728）前后，永顺、保靖、桑植等土司陆续改土归流，“改土官、设流官”，湘西边地结束了历经800余年的从“静边都”制度到“都誓主”制度、再到土司制度的自主自治统治时期，步入改土归流期。清王朝委任的各流官来到湘西治理地方，并将其治下的湘西政治形态、经济发展、社会状况、民族文化、风土人情等以各种形式记录下来，留下了许多湘西改土归流后各方面的珍贵史料，《溪州官牍》就是其中最引人瞩目的一件。

《溪州官牍》是清张修府在咸丰十一年（1861）初至同治二年（1863）底任永顺知府期间之公牍、文书、杂著集成。全书共四集，主要收录张修府在任永顺知府期间向上呈报、请批、陈述相关事项，向下发布指令、询问情况、任命官史，审理案件的相关公牍、文书，官署间互通情况、联系事宜、商讨公务的公牍、文书，以及张修府撰写的非政务性文章，如祝文、祭文、疏、引、记等。

张修府（1822-1880），字允六，号东墅，嘉定（今属上海）人，道光二十七年（1847）进士。张修府自咸丰九年（1895）到湖南任职，至光绪六年（1880）卒于长沙需次道员任上，期间除因私回乡或进京进觐见外，大部分时间在湖南生活。其在湖南宦海浮沉二十余年，历任湖南永顺、长沙、永州知府等，任职期间官声卓著。其文学造诣也颇深厚，有《小琅环园诗录》《小琅环园词》及《湘上诗缘录》等。另编撰有《溪州官牍》《张文毅公奏稿》《清泉县志》。

咸丰十一年初至同治二年底，张修府担任永顺府知府。当时的永顺府辖永顺县、保靖县、龙山县、桑植县以及古丈坪厅四县一厅，辖区内虽风光秀丽，但处处崇山峻岭，溪河纵横，峡谷幽深，瘴气弥漫，交通闭塞，地瘠民贫，文教落后，盗匪连连。特别当时正是太平天国与清王朝激战的重要时期，太平天国高层内乱，冀王石达开率兵离开天京（今南京），退广西、经湖南、入四川，官军则围追堵截。咸丰十一年秋，战火烧至永顺府境内，从地方预警布防到太平军离境入川，前后达半年之久，兵灾所到之处，烽烟四起，十室九空。张修府任永顺知府期间，体恤民生，褒奖礼义，兴文重教，鼓励农桑，整肃吏治，兴利除弊，得到了民众和官绅的认可。据光绪《嘉定县志》记载，其在永顺府任上“劾贪令，斥劣衿，惩蠹役，擒土匪，褒奖孝子、节妇，凿井筑桥，百废具举。逆匪犯属县龙山，击却之。”清同治年间朱克敬所辑《龙山县志略》亦对张修府任永顺知府的政绩进行褒扬“为政一以诚信，其所行皆民所望，于吏而弗得者。每令出，民欢呼，走相告，趋之恐弗及。居三年，民不知郡有他吏。”另，湘西相关地方志均收录了一些他在任期间的文章以彰其功绩。

关于《溪州官牍》之名，张修府在序言中已有明白叙述“系名溪州者，非枉官之书，无嫌乎袭古也。”据唐《十道志》记载：“溪州，灵溪郡，禹贡荆州之域，历代土地所属与辰州同。唐武德中立溪州，盖考五溪相会于此。”这是目前已知最早将溪州载入史册的记录。宋欧阳忞《舆地广记·江南道》也证明了溪州取名的来由：“唐置溪州，以五溪相会此地，故以为名。”溪州，作为一个边地古州，唐初期设流官管理地方事务，到了唐末，天下大乱，各民族地区豪酋自立州县，自署刺史，溪州逐步演变为羁縻州。据北宋《武经总要》载：“溪洞州，在辰、鼎、澧三州之界，外皆盘瓠遗种……唐季承乱，遂自立州县，建为刺史。”《宋会要辑稿·蕃夷七》载：“唐末诸酋分据其地，自置刺史，而彭氏素有溪州。”五代时期的溪州之战，楚王马希范与溪州刺史彭士愁立铜柱为盟约，正式赋予了溪州地区自治权的合法性和权威性。直至清雍正六年彭肇槐主动献土回籍，溪州所辖之地设为永顺府。张修府将该书定名为《溪州官牍》即沿袭历代称谓而来。

《溪州官牍》，顾名思义为溪州的官府文件，即张修府在任永顺知府期间的官方档案。其收录了清咸丰十一年初至同治二年底的湖南永顺府的官方公牍、文书档案以及张修府个人撰写的非政务性文章，其内容涵盖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以及地方发展、风土人情等，因其为官方性质的文书而成为研究清晚期湘西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更具权威性的地方史料。其重要价值主要体现以下几个方面：

《溪州官牍》是研究改土归流后湘西社会状况的珍贵文献史料。张修府任永顺知府时，湘西地区改土归流已逾百年，清王朝加速对少数民族边地的集权统治，进一步促进了民族文化融合发展，《溪州官牍》真实记录了百姓的生产状况、生活习俗、社会事业发展现状等，对研究改土归流后湘西民族地区与中华文明的交往交流交融发展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如，咸丰十一年八月十三日回禀巡抚毛鸿宾的《禀赍奉询郡属事宜清册由》、同治二年十二月四日离任时写给下任知府章学渊的《溪州纪略——赠章太守》，对永顺府的地理疆域、关隘城防、徭役税赋、官吏设置、文教士习、经济状况、民风民情、兴利除弊事项等进行了全面系统、详细客观的记述，关于经济发展，“境内多系山田，播种杂粮，丰岁仅敷民食，倘遇歉收，束手无措，推原其故，实由人力未尽或致地利有荒。”“郡属妇女亦知饲蚕，而煮茧缫丝诸法未能尽善，故所织土绸远逊内地。至地气温润，本宜树桑，惜于种葚压枝之法素不讲求，致旷土多而蚕利未溥。”“择地种树、筑塘养鱼，一切资生之道，惟龙山民稍习而勤，其余三邑尚须利导之力。”“卑府辖境山多田少，民间素鲜盖藏，他处米商又以道险裹足，现在郡城及各县并无开张礲坊，专待乡民户挑来城零星售卖。”关于文化教育，“府城设崇文书院，后改名桂香，卑府仍复崇文旧额，现聘永顺县己酉科举人唐仁汇为馆师，肄业生童共有百余名。”“保靖、龙山、桑植三个县均有书院，课程大略相同。又永顺县旧设义学七处，添设登云、养正小学二处。保靖县义学四处，龙山县义学二处，桑植县义学五处。各馆师皆择诸生中品学素优者为之。”“改流百余年，蛮风尚未尽化，而敦崇实行殊不乏人。前岁郡试得永顺士二人，曰李奇珍，曰王道，不独诗文可造，且事亲皆以孝闻。十步香草，十室忠信，岂虚语乎？”关于军事城防，“府城周围五里零三分，计长九百五十四丈、高一丈六尺、顶宽八尺、脚宽一丈六尺，城身系石，城垛系砖砌，共计一千一百八十八垛口。”“永顺协额兵六百十余名，除分布永龙及古丈坪各汛外，存郡仅二百余名。”“保靖参将额兵一千余名，另归提标节制。桑植汛兵由九溪营派拨，亦止数十人。”等等，数据清晰，用词严谨，极其详尽，极其细致，真实还原了当时永顺府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社会各状况，俨然一部晚清时期湘西民族地区的百科全书和实景全图。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该书收录的《苗俗画册引》记载了张修府其因公需往返镇筸（今凤凰县），历经保靖、永绥（今花垣县）等苗民聚居区，以第一视角看到苗民生产生活状况和民族习俗，并将其经历和见闻写入其中，如讲到沿途所见“危梯万重，深箐百里，晨堠则站鸢飞雾，霄馆则哀鹃号月。袴褶靴刀，争谒道左，花裙翠髻，环观马前。”生动再现了当时苗族同胞的居住环境和衣着形式；“迎年叩簪，嬉春罥索，饷黍则午携蛮榼，求桑则晓负筠笼，锦机织云缫异，园客银梳钓月。卜同越人，乌蛮鬼尊闭户而候占艾虎，婆罗术幻传衣而灵乞土龙。赛神有牛酒之誓，嫁女无羊车之礼。”则是对当时苗族习俗的客观书写。他还将途中所购反映苗族风土人情的画册请工绘画善书印的表弟程稚蘅重新绘制，自己再加以考证，撰写了《苗俗画册引》，并作《苗俗小乐府十二首》，包括《调年鼓》《秋千戏》《采桑歌》《织锦机》《上刀梯》《钓梳卜》《椎牛祭》等，生动记叙当时苗民衣食住行等习俗，反映了改土归流后清统治者对苗族地区的关注，为广大学者研究晚清时期苗族社会发展状况提供了全新的视角。这些乐府诗收录于其另一本作品《湘上诗缘录》中。

《溪州官牍》是研究土司文化的重要参考文献。张修府治理永顺府时期改土归流虽已逾百年，然历经800余年的土司文化仍给当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治理带来深远影响。该书有大量文字记载与土司文化相关内容，如，张修府于同治二年四月所撰《溪州铜柱记拓本跋》，记录张修府到永顺府后看到各郡县志中所载与溪州铜柱相关文章“多讹舛”“亟命工摹拓，暇时审定之”，并逐字逐句对溪州铜柱铭文进行考证，对其中的字、词、时间、人名、官职以及相关历史事件进行研究，并提出自己的论证观点。张修府为道光二十七年进士，其治学严谨，工诗词古文，对金石研究亦颇有建树，著有《清泉金石志》，故其对溪州铜柱的研究考证对后世研究土司文化有较为重要的借鉴价值。同时，作为改土归流后湘西知名的地方大员，其研究土司文化的行为和成果也成了土司文化的一部分。另，该书还收录了永顺土司彭肇槐改土归籍，其直系子孙故绝后，永顺族人为争袭世职爵位的诉讼案件，详细记录了案件前因后果、案件细节及案判结果，为广大读者研究了解永顺土司的族群关系提供了参考。

《溪州官牍》是名符其实的晚清司法档案。该书收录了张修府在任期间经办案件的批词和判词，其中批词97篇、判词11篇，涉及案件82件，包括家庭纷争、经济纠纷、民事案件、刑事案件等多案件种类，详细记载了相关案件缉查、审理的细节和流程，对于研究晚清司法制度在边区治理方面的落实有极其重要的参阅价值。如，在《龙山县民妇沈刘氏诉文生彭松林昧骗诬讼案判》中，文生彭松林仗势欺凌孤寡，向孀妇沈刘氏借桐油数年未还，沈刘氏状告至府，张修府判“所有欠油一千八百余斤照市价合钱六十七千有奇，现在无力清缴，准以该生已业岁收毛谷六七挑之小溪沟水田三丘当与沈刘氏，以抵积欠利钱，当限三年为期，仍备油值原数赎回，毋许短交逼卖，再酿讼端。”为读者了解当时的债务纠纷处理提供了研究案例；在《桑植县刘陈氏告刘忠斌觊产争继案判》中，桑植县监生刘士鸿年老无嗣，其子侄与其女婿为争家产继承权而诉至公堂，其判词曰“刘忠斌本宜兼祧大宗，而涉讼有隙，亦非应继之人。着刘陈氏邀同户族生员刘忠谅等于伊夫同祖、同曾祖兄弟之子，择继贤爱一人公立，嗣关呈核。熊正瑜仍照县断归宗，刘陈氏依倚多年，着帮给熊正瑜钱五十千文，嗣后仍准以亲戚往来，但不得盘踞刘宅，再肇衅端。”客观反映了清代司法制度中对于继承权的一些处理原则；在《批桑植县民王士建告谷启克等凶毙贿匿事》中，王士建之女卒于夫家，王状告亲家谷启克凶毙贿匿，张修府批“凡相验尸伤，地方官齐集尸亲见证，凶犯于尸场眼同相验，仵作喝报后经官亲验无异，然后当场填格取结……”清晰地叙述了当时刑事案件查验尸伤的具体流程；在《批保靖县生员谢钰告包顺等玩盗索贿事》，张修府批“仰保靖县先将马快、都差责革枷号，一面改差勒限悬赏，并飞关邻邑营汛，严缉获案，务期赃真贼确，照数给领，按律纠惩。黏单并发。该生此词未遵状式盖用代书戳记，亦未将控县原词批语录呈。”为读者了解清代司法办案程序提供了参考。

《溪州官牍》是研究太平天国运动的第一现场资料。咸丰十一年十月，太平天国冀王石达开率兵十万自桂北进入湖南，欲借道湖南入川。太平军许桂和部则经黔、川入湖北，克来凤，围龙山，以接应石达开部入川。石达开部沿湘黔边境北进，一路奔袭进入湘西境内，占领浦市，继而沿武水而上，围乾州厅城不克，经矮寨走永绥（今花垣）、保靖，至里耶，奔龙山，与前来接应之许桂和部汇合。同治元年正月，石达开部与许桂和部在来凤会师，经咸丰进入四川。同治二年四月，石达开部干将李复猷在得知石达开于大渡河全军覆没的消息后放弃入川会师计划，沿湘黔边境南下，七月，由酉阳过永绥、趋乾州，欲取辰州（今沅陵）、常德，谋长沙，再次对永顺府辖区形成威胁。《溪州官牍》收录的涉及太平军活动信息的相关文书达88篇之多，其中包括向上禀报军情、请兵请饷、汇报战况的各类禀文，向各军营商调兵勇、协调军务的移文，向下级官署、官员部署防务、调配钱粮、招募乡勇的各类札、谕，以及告知官绅居民遵照执行的公示和相关死难者祭文、杂文和战事纪略等，全方位真实再现了太平天国石达开部湘西战斗历程，为研究太平天国运动提供详实的第一手史料。

永顺老司城作为湖南省唯一的世界文化遗产而享誉全球，深入研究土司文化、大力宣传湘西历史文化、积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湘西所有历史文化从业者的神圣职责和光荣使命。《溪州官牍》作为湘西民族地区改土归流后的重要历史文献资料，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为进一步给相关专家学者和历史文化爱好者研究湘西历史文化提供参考，2024年，湘西州档案馆组织专班对《溪州官牍》开展校注工作，以《溪州官牍》（清同治四年刻本）以原本，逐字进行校点，改竖排繁体字为横排简体字，修改异体字、俗体字等为规范汉字，添加标点。同时，参阅相关史料进行研究论证，对其中部分字词进行注释，最终形成《溪州官牍》更为通俗易懂、更大众化的史料读本。

（作者单位：湘西州档案馆）

作者：杨艳华

责编：李孟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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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湖南客户端